1702750600 到了孝宗（祐樘）弘治五年（1492），这时离开定律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年，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刑部尚书彭韶等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卒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并用。应事例有定，情罪无遗。”[136]从之，十三年（1500）二月，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问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请。帝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九十七条，帝谪其中六条，命复议已，乃布行，这是“例”的第一次的编纂，也是律例并行的正式开始。世宗（厚熜）嘉靖二十八年（1549）顾应祥等议定，增至二百四十九条[137]，三十四年（1555），何鳌又增入九条。[138]神宗（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等奉命重加酌议，他在“重修问刑条例疏”中说：“法因事变，情以世殊，其中（指问刑条例）或有举其一而未尽其详，亦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后。事本一类，乃分载于各条，罪本同科，或变文以异断。至若繁词冗义，未尽芟除，甲是乙非，未经画一。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律有重而难行，故例常从轻，不无过轻而失之纵；律有轻而易犯，故例常从重，不无过重而近于苛。如此之类……据文既有可訾，于律不无相碍。今臣等所议，必求经久可行，明白易晓，校勘多年，粗有端绪……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条。乞容臣等仍将大明律逐款开列于前，各例附列于后，刊刻成书，颁布问刑衙门，永永遵守。”[139]这是《问刑条例》的一次大清理。[140]而且《问刑条例》，以前只是单本刊行，自此才纂为一书，正式刊附律文之后。虽然另外也还有单行本，恐怕就不如律例合刊本的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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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02 至于明朝“律”外之“例”，特别发达的缘因，甚为明显。因为明律是太祖亲手制定的法典，自认为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后来子孙焉敢妄议？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说：“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二十八年（1395）六月，他御奉天门昭谕群臣：“后嗣止循‘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九月，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141]成祖（棣）（1404—1424）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宪宗（见深）成化元年（1465），也令有司谳囚，一依正律。这样的更成了一代家法，所以历代相承，对于律文，并不敢稍议更改。但是“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乃是一个无情的事实，“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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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04 （二）唐明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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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06 中国法律，自唐以后，五代及宋，以至辽金，全部是以唐律为宗。惟有元律以夷变夏，不肯受唐律的范围。然其支离破碎，终亦不能自成系统。明律最初完全规仿唐律，即篇目亦一无更改。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更定，把六百零六条条文，减为四百六十条，又改以六部分篇，而唐律原来的面目，至此为之一变。虽然如此，明律中主要的制度和基本思想，仍然丝毫脱离不了唐律的范围。不过明朝人喜欢自作聪明，在因袭唐律时，往往故为同异，因而率意更张，常常不免弄巧成拙。后来有人批评明律，说明律之更改唐律，常是轻其所轻，而重其所重，结果轻罪愈轻则易犯，重罪愈重则多冤。[142]我们没有唐明两朝狱讼的正确统计，更缺乏两朝教育和经济的比较材料，对此论断，无从加以批评。但是我们若把唐明律拿在一起，一条一条的，相互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实在不少。清末薛允升先生（云阶）著有《唐明律合编》，沈家本先生（子惇）著有《明律目笺》，虽然都是在借明律来批评——沿袭明律的——清律，但是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自此都一一的被明白的指点出来。现在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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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08 （1）唐律，毁大祀神御之物者，以盗论（杂律，弃毁神御之物条），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贼盗，大祀神御物条）。明律，毁神御物，改为徒二年，而盗神御物，则改为斩罪（礼律祭祀，毁大祀丘坛条）。同样两罪，一则减轻，一则加重，而相去悬殊如此。[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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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10 （2）唐律，盗园林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贼盗，盗园林内草木条）。明律问刑条例，则比照大祀神御物处斩（刑律贼盗，盗园林树木条），以树木而谓之神御物，其理难通，皆不学之故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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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12 （3）唐律，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二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贼盗，强盗条）。明律不分其持杖不持杖，伤人不伤人，“但得财”者，皆斩（刑律贼盗，强盗条）。受害者仅止些微，到案者遽膺骈戮，情法相准，岂得为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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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14 （4）唐律无“骂人”罪，以其情轻也。明律增“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刑律骂詈，骂人条）。甚无谓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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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16 （5）唐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本律（贼盗，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至父母为人杀，则子孙不得报复，盖唐律不肯以杀人之权，付诸平民，孟子所谓“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以意也。元律有“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一条，明律承用之，而分“勿论”及“杖六十”两条（刑律斗殴，父祖被殴条）。周礼，“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无罪”。不报官而擅杀，安得无罪？而遽予勿论，是明律导人私自相杀也。[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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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18 （6）唐有六赃，明亦有六赃。唐以“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为六赃（杂律，坐赃致罪条）。明以“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为六赃，而无“强盗”及“受所监临”。然计赃之法，“监守”与“枉法”同，“常人”与“不枉法”同，同名为六等，实止四等，不若唐之六赃之确为六等也。唐无“常人盗”而“监主”加凡盗二等，别无计赃之法，故入六赃之内，此唐明之所以异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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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20 （7）唐律，官司出入人罪，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明律同，但又加上“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一等，长官减佐贰一等”（刑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如是则失增徒一年至死者，唐律长官徒二年半，明律则佐贰以上，即已减尽无罪。增徒二年半至死者，唐律如上，明律则首领以上已无罪。唐重明轻之悬殊如此，此就“从徒入死”论之也。但“从笞入杖”之法，则明律又与唐律全同：失增笞一十、二十、三十，至杖百者，其长官皆有应科之罪，乃其失增至死之法，则又如上之宽。[149]两两相形，使人莫解。明律更改唐律，弄巧成拙者，此例最为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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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22 （三）厂卫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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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24 明律之不高明，固如上述，然明朝法治之最大污点，还是在它的几个“创制”，即“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是也。《明史·刑法志》说：“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官竖之手，良可叹也。”而“太监会审”一项，更是历代司法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荒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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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26 “廷杖”始于太祖（1368—1398），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于杖下，就是他立下的榜样。宣宗（瞻基）宣德三年（1428），枷徇御史严皑、方鼎、何杰，这是廷辱言官的开始。英宗（祁镇）正统时（1438—1449），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挨过棍子，而殿陛行杖，成了家常便饭。宪宗（见深）成化十五年（1479），廷杖给事御史李俊王濬等五六人，每人二十。武宗（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厚熜）嘉靖三年（1524），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以后，刑法益峻，大臣常被笞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有的朝服予杖，天下为之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神宗（翊钧）万历六年（1578），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熹宗（由校）天启（1621—1627）时，太监王礼乾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杖，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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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28 “东厂”创于成祖（永乐，朱棣），是一个以太监领导的特务组织。因为他在北平作燕王时，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1403），专倚宦官。后来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不过这时他在他的第二个特务组织里，即“锦衣卫”，有更多的亲信，所以“厂”的权力，有时敌不过“卫”。到了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东厂之外，又添了一个“西厂”，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于东厂，自京师及天下，傍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汪直用事六年，冤死者相属，“厂”势又远出“卫”上。后来听了大学士万安的话，取消了西厂。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宠信太监刘瑾，又恢复西厂。东厂太监邱聚，西厂太监谷大用，都是刘瑾的党羽，西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于是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锦衣卫的石文义，也是刘瑾的亲信，而厂卫的势力，来了一次合流。但是刘瑾还不满足，他又自己组织了两个“办事厂”，自己领导，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两厂，皆在伺察中，而倍加酷烈。罪无轻重皆决杖，枷重至一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庶民非法死者数千。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都被取消，而东厂如故，张锐领之，与锦衣卫使钱宁，并恣罗织，厂卫之称，自此著也。世宗（嘉靖）（1522—1565）驭宦官较严，他们不敢放肆，这时厂权不如卫。神宗万历（1573—1619）一代，刑罚较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宦官魏忠贤用事，自领东厂，用田尔耕作卫使，许显纯作镇抚司，专以酷虐钳中外，厂卫之毒，至此而极。厂中的隶役，都是从卫中调来，而以最轻黠狷巧者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条，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宫府。所作情报，送之至厂，名“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监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庄烈帝（崇祯朱由检）（1628—1644），虽诛魏忠贤，但其天性疑忌，更离不开特务，他以王德化掌东厂，以吴孟明掌锦衣——人虽不恶，而不敢违东厂意——镇抚梁清宏，乔可田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槖，均分共利。京城中奸细，潜入傭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数十人。这样子的恐怖政治，一直到明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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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30 “锦衣卫”也是一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它“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卫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卫狱幽絷惨酷，为害最烈。太祖早年，屡兴大狱，都是它承办的，杀人甚多。晚年觉悟，在洪武二十年（1687），悉焚卫刑具，以示永不复用，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1393），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宠信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自此废洪武诏不用，而锦衣之威复炽。纪纲诛后，其徒稍戢。英宗正统时（1436—1449），宦官王振用事，以马顺为指挥，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而其势复张。代宗（祁钰）一朝（1451—1456），锦衣稍为敛迹。英宗复辟（1457—1464），宠任指挥门达，缇骑四出，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谏、李万钟等，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而为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能自保。孝宗（祐樘）弘治时（1488—1505），牟斌为指挥，曾维护李东阳，世宗嘉靖时（1522—1565），初用王佐为指挥，曾治奸人刘东山，后用陆炳，也保全不少人命，这是锦衣卫中稀有的几个好人。但是卫狱的惨酷森严，终明之世，未能改变，至于厂卫之间，则始终是相互勾结：厂在内窥夺意旨，卫在外访缉罗织，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锦衣陆炳之缉司礼太监李彬和东厂太监易广阴，皆置之死地，是因为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同意，但是后来太监的权势，愈来愈重，内阁的力量，愈来愈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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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32 “镇抚司”职理狱讼，原属锦衣卫，至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颁给印信，许其自行上请，卫使勿得与闻。故镇抚职虽卑，而其权日重。武宗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用事（1506—1510），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世宗嘉靖（1522—1566），事益多下镇抚，镇抚勾结内侍，故多能巧中上意，熹宗天启时（1621—1625），许显纯为魏忠贤义子，任镇抚，拷杨涟、左光斗等，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桚，曰夹棍。五刑毕具，呼誉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可得。显纯叱咤自若。一夕，命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当有壁挺者”，壁挺者，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颈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禽戮逆党（1627），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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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34 “会审”者，太监会同法官，共同录囚之意。英宗正统六年（1441），命何文渊，王文二人审行在疑狱，敕同太监兴安、周忱、郭瑾。这是会审的开始。代宗景泰六年（1455），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宪宗成化八年（1472），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往两京会审，十七年（1481），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自此成为定例。每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孝宗弘治九年（1496），不遣内官，十三年（1500），以给事中邱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缘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瑾。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未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又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而内监之曾奉命会审者，死后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鞫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以前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如此，君子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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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36 总论明朝一代刑政，太祖（洪武）先严后宽，惠帝（建文）最称仁厚。仁宗（洪熙）宜宗（宣德）孝宗（弘治）穆宗（隆庆），都还仁恕可称，宪宗（成化）虽多秕政，而尚知慎刑。至于用刑惨毒，莫过成祖（永乐）；英宗（正统）败于王振，武宗（正德）祸于刘瑾；世宗（嘉靖）天性苛刻，神宗（万历）尤忌言者，熹宗（天启）昏乱，最称酷虐；庄烈（崇祯）锐心国事，而国法过严，人心已去，终亦无救于乱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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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38 十、清（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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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40 （一）清之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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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42 清朝的制度典章，大体都是因袭明朝的，在法律上更是如此。最初几年，是正式施用明律。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入关，曾下令问刑衙门，一律用明律治罪。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准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之奏，诏在外官吏，仍照明律施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1645），命官修律，三年（1646）五月，《大清律》成。十三年（1656），复颁满文大清律。圣祖康熙九年（1670），命刑部尚书对喀纳校正律文。十八年（1679），论刑部及九卿，正律之外，于所有条例，详加酌定，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1689），用盛昇之言，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张玉书等又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世宗雍正元年（1723），命朱轼为律例馆总裁，修定律例，三年（1725）书成，五年（1727）颁布，这就是大清律的定本。其篇目及条文数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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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44 名例律四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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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46 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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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648 　职制十四条　公式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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