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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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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审察辞理”？唐狱官令有一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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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案周礼云：以五声听狱讼，求人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赦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瞻视，不直则眊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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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引的是周礼小司寇郑康成的注，正是汉律学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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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立案同判”者，唐律四七六条的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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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须讯问者，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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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用刑取供，不但要问刑官立案说明，同时还须要得到他长官的许可，和约请另外官员来一同讯问。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6）下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官得判乃讯囚。”[18]可见在此以前是必在“众官共视”之下，才可以刑讯的。但是根据元典章的若干记载，“众官共视”的要求，似乎一直被维持到整个元朝。[19]仁宗延祐三年（1317）的秋天，还有一条圣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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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过的人，指证明白，不肯招合的人，除强盗外，问事的官母，首领官，圆聚着商量了，依着体例。合使什么杖子，打了多少杖数，明白立着札子圆押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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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法官之使用刑讯，在理论上，似乎主要的以贼盗重案为限，至少在宋朝元朝是如此。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六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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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令诸道州府，指挥推司官吏，凡有贼盗刑狱，并须用心推鞫。勘问宿食行止月日去处，如无差互及未见为恶踪者，即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辩认，不得便行鞭拷。如是勘到宿食行止，与元通词疑异同，或即人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拒抗，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本处长吏指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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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刑法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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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鞫问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行之。违者重加其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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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明朝，拷讯的范围就放宽多了。明律四二〇（故禁故勘平人）条后面头一条“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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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其余止用鞭朴常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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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死罪，窃盗，抢夺等重犯之外，其他罪行，也无不可施以刑讯（鞭朴），不过在理论上，不许用严刑——夹棍、拶指[24]——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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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问刑官对于若干人，有“回避”的规定。狱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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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史县令，及有雠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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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拷讯只许用杖——讯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26]——不许用任何其他的工具。而且“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唐律四七七（拷问不得过三度）条。所谓三度者，狱官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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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讯鞫，即通计前数，以充三度。”（唐律拷问不得过三度条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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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被拷者棒疮未愈，虽过了二十日，仍不得再拷。否则“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唐律拷问不得过三度条疏引）。同时，在拷囚之时，只许一个人拷打，中间不许换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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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司别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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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唐律的规定，法官在宣读徒宜罪由判决书时，只要被告表示不服，案子就自动的要人重审，唐律四九〇（狱结竟取服辩）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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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如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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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更为审详”，大概是另派法官或送附近另外一个机关去重行推问。当然重推不能是无限度的。唐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条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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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及府县并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款，及经三度结断，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若是告本官典受贿赂推勘不平，及有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请于本条外，更加一等科罪。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请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伏请本法外，再加一等贬责。其第二第一庭官典，亦请节级科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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