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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大理寺的组织，在唐朝虽然也设有两员“少卿”，但是并没有职务上的区别。[50]而且到了宋初，还裁去了一员。[51]可是在元丰改制（1081）的时候，不但把“少卿”增为二人，而且指定“一以治狱，一以断刑”。[52]宋史职官志说：元丰时代的大理寺里面，“凡职务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隶左断刑。……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治，或特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隶右治狱”。[53]而右治狱之下，又设有“左右推”，“主鞫勘诸处送下公事及定夺等”。[54]后来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一度把左右推并为一司，两年之后（1088），索性把整个右治狱取消了。可是过了七年——绍圣二年（1095）——“复置右治狱，置官属如元丰制，左右推事有翻异者互送。再有异者，朝廷委官审问，或送御史台治之。”[55]南渡以后，朝廷裁并了不少的机关，“惟大理寺不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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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鞫谳分司的制度，在大理寺和刑部之外，应当还在不少的机关内存在。至少我们有“检断官司”的一个实例。就是在神宗时（1068—1085），一个颍州万寿县令刘献臣判案子出了毛病，提刑司巡历到县，检点发觉，于是调来本州宛丘县令张尧夫和司法参军周琳去“检断”，当时是牒请张尧夫“录问”，周琳“检法”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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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个制度，没有能够推行到一般地方机关。高宗时（1127—1162）有一个周林，他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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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之间，刑狱之地，尚有循习旧态，因仍故事，为民大害……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然而推鞫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臣愿严立法案：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以前，不得辄与法司商议。重立赏格，许人告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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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狱司”、“推鞫之吏”，就是府、州、军、监里“掌讼狱勘鞫之事”的“司理参军”。“法司”、“法吏”就是“掌议法断刑”的“司法参军”。[59]他这一个条谏，宋史里没有记载，大概当时没有被采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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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励行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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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若干不同的机关，或一个机关里若干不同的官员，来处理同一个案子，以求反覆详尽，以达至公；这本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传统精神。而到了宋朝，更格外得到有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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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僚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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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机关内，使不同的官员们，相互覆察的，有以下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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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诸州 《宋史·刑法志》说：宋初“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椽断之……自是……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60]，依职官志，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迟”，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司理参军“掌讼狱鞫之事”。[61]也许就是为了达到这相互覆察的目的，所以上面所引周林的鞫谳分司的建议，未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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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理寺 大理寺内部的工作分配办法，《宋史·刑法志》有下面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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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1083），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案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覆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乃定制分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覆议，有辩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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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叙述的，是大理寺内部工作分配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宋初期，大理寺本身不用职员，而选“京官”八人为“详断官”，幕府州县官二人为“法直官”或京宫二人为“检法官”。[63]第二个阶段，就是元丰改制（1081）在寺里设“评事”，“司直”为详断官，“丞”为详议官。第三个阶段，就是元丰六年（1084）刑部建议以后的时期。大理寺办案的程序，先由评事、司直起草，这是第一步。再由正加以审核，这是第二步。从那里送到丞那里去覆议——如丞有异议，则说明理由，并加具办法——这是第三步。然后送到少卿和卿那里去审定画行。这是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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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刑部 关于刑部里的工作程序，宋初仍是适用唐建中二年（781）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条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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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法直，应覆大理及诸州府狱案。据狱官令，长官以外，皆为佐职。法直是佐职以下官，但合据所覆犯由，录出科条。至于引条判断，合在曹官。法直仍闻擅有与夺。因循曰久，殊乖典礼，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其诸司及外州府，并宜准此。”[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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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里所说刑部的“法直”，新旧唐书皆不载，可能中唐后才设置的。宋初大理寺以州县官调充的法直官，不知道和这里所说的法直，有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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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四年（1081）的新官制，“刑部设左右厅，左以详覆，右以叙雪”。[65]详覆就是审核“诸路的大辟帐状”，叙雪就是审核官吏们除名落职的罪名。[66]但是如果当事者对于一个厅的决定表示不服，照上面所引汪应辰剳子的说法，似乎左右厅可以互送移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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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僚覆察的精神，可惜没有能推行到县级的审判。本来在唐朝的时候，县政府里有“司法佐”、“司法”等专管狱讼的佐职。[67]可是到了宋朝，全被废除。[68]于是“平决狱讼”的责任，全部落在县令的头上。县里虽然有个“丞”，但他掌的是山泽坑冶，有个“主簿”掌出纳官物，有个“尉”，掌阅习弓手，戢奸禁暴，全不管狱讼之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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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时有一个刘行简，主张指定县丞兼治狱事。他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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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惟治狱之官，号称难能。责任专一，俾得究心，犹不能保其不为奸吏所移，而况任之不专者乎？县狱是也。狱之初情，实在于县。自县而达之州，虽有异同，要之以县狱所鞫为祖，利害不轻。今所谓县令者，旦朝受牒诉，暮夜省按牍。牒诉之多，或至数百，少者不下数十。案牍之烦，堆几溢格。其间名为强敏者随事剖决，不至淹滞，已不可多得。傥复责其余力，足办狱事，讯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诚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狱事，则有两院治狱之官，若某当追，若某当讯，若某当被五木，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至县则不然，令既不暇专察，佐官虽名通签，终以嫌疑不敢侵预。其追呼讯鞫，具名以禀，悉出吏手。故其事与州郡不同。臣恭惟陛下躬好生之德，视民如伤。宽诏屡下，未尝不以哀矜庶狱为言。如此利害，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县邑专置狱官为请者，诚恐增员太多故也。臣愚见以谓县狱之事，宜专委丞，如州郡两院之官，日入治狱。凡追呼枷讯等事，丞先以禀令，然后得行，其余悉如旧制，则丞无侵预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犹愈于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圣慈特赐详酌施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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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个奏折，说中了当时的和此后一千年中国司法制度中的最大弱点。可惜没有被采用，而以后也就再没有被人注意，真是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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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层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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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狱讼，从来就是一定要经过许多屡次，才能完结。隋唐以来，照例是从县里开始，然后依着罪名的轻重，逐次递送到州、大理寺、刑部，而达于天子。[71]这种逐层覆察的传统精神，到了宋朝，不论在京内或京外，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兹分别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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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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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刑院 宋初的制度，一切死罪是先由大理寺断决，然后由刑部覆审（这是沿袭唐朝的制度）。但是太宗还怕“大理刑部吏，无文巧诋”，于淳化二年（991）八月，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72]此外派京、朝官六员，作“详议官”。[73]“凡狱上奏，先通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盖慎之至也”。[74]神宗元丰三年（1080）八月，曾经一度把审刑院的官员，归并到刑部里。到第二年新官制实施后，把整个机关的名义也取消了，而把它的职掌，全部归还刑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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