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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御史台推直官 熙宁八年（1075）派蹇周辅劾治李逢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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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御史中丞、知谏院、御史 同年，派邓绾、范百禄、徐禧“杂治”——即共同审问——宗室世居一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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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疑狱”——谳有不能决——在唐朝只是准许审判机关的官员，“各申异见”，不执行刑罚，而准犯人纳赎而已。[94]到了宋朝，则“下两制——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与大臣，若台谏——尚书省及御史台——杂议。就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运请论驳者，亦时有焉”。[95]所以端拱元年（988）安崇绪之狱，是交付台省杂议的。[96]熙宁三年（1070），讨论重赃并满轻赃法，是令审刑院和大理寺合议的。[97]元丰三年（1079），邵武军妇人谋杀亲夫和兴元府梁怀吉殴子致死两案，大理寺与刑部意见不一，是交给御史台审议的。[98]而最值得我们叙述的，是熙宁初的阿云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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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宁元年（1068），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嫌未婚夫貌陋，趁他睡熟的时候，拿刀子杀他。可是十几刀，只砍下他一个指头。官方怀疑她，提来讯问，将要动刑，她就说出实话。知州许遵把案子申到大理寺。大理寺照“谋杀已伤”罪，判成绞刑。许遵反驳，认为应当承认阿云“自首”的事实，而予以减二等论罪。朝廷把案子交到刑部。刑部认为许遵的理由荒唐，而大理寺的判决为合法。不过朝廷很宽，特许阿云纳钱赎罪。后来许遵代理大理寺卿，御史台奏劾许遵，说他上次议法不当。许遵不服，说刑部维持大理寺的判决，是阻塞了罪人自首之路，失了“罪疑惟轻”之义，请交到“两制”讨论。神宗虽然没有同意，但仍然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二人同议。二人意见不同，乃各自为奏。司马光支持刑部，王安石袒护许遵。神宗是看重王安石的，于是采取了他的意见，而于七月癸酉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可是很多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并请罢免许遵。于是神宗诏选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三人，重行审定。他们三人谓宜如安石所议，于是神宗制曰可，而原来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里判原案的法官都获罪。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群起抗议，说吕公著等的议论不对。于是神宗叫王安石和几位法官反复论难，师元等始终坚持其说。神宗不得已，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于二年（1069）二月庚子不诏：“自今后谋杀人已伤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而判部刘述丁讽，认为这一道诏书内容不完备，不予发表，把它原封退还中书。这时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也上奏折说这一道诏书没有必要。他和唐介在神宗面前，为这事争辩了许多次。最后神宗还是听了王安石的话，于二月甲寅下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而收还了庚子的诏书。可是刘述等始终反对，要求交到“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皆请如述所奏。神宗认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和吕公弼都主张不用自首，而陈升之和韩绛则附和安石。可巧富弼入相，皇帝令弼与安石议。弼劝安石接受大家的意见，安石不可。弼乃辞病不议，久而不决。到了八月中，神宗下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并诏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劾刘述、丁讽、王师元以闻，述等皆贬。司马光又上奏争辩，神宗不理。王安石的主张得胜之后，司勋员外郎崔台符举手加额，说“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明年六月，擢大理卿。后来到了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神宗即位，司马光再度为相，重申前议。十一月癸巳，哲宗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这一桩公案，于是又被扭转过来，距离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书，已是十七个年头了。[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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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桩小小的案子，竟然使“朝廷命两制两府定夺各一，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100]，而十七年后，以后敕更前敕者又一。其中前后反复，固然夹杂着不少政治党争的成分，但是一个纯法律问题——谋杀自首应否减等——经过朝廷这样热烈和广泛的讨论，不但在《中国法制史》上，即在任何国家的法制史上，也是十分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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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的说来，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汪应辰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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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罚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当于理，故复加察于赦宥之际，是以参酌古义，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核者，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也。盖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纪其失。断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此臣所谓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也。至于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复，或内徙，或纵释之。其非辜者，则为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鞫与谳者，皆无预焉。外之益梓夔利，去朝廷远，则付之转运钤辖司[101]，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盖以狱讼之初，既更其手，苟非以持平疆恕为心，则于有罪者，或疾恶之太甚，于非辜者，或遂非而不敢。故分命他官，以尽至公。此臣所谓复加察于赦宥之际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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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读到他这一篇议论，实在足以自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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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于美国密歇根东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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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四卷第四期，197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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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代及宋初，对于唐律的补充修正，一看宋刑统（台北，文海，1964年影印七年法制局刑本），即可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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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散见《宋史本纪》及《刑法志》，当另为文详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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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各种资格，可以参加吏部铨选而走进正式官吏组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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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史》一九九，《刑法志》一，页一（艺文本总2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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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史》一五八，《选举志》四，11页（艺文本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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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兹略举几位名人中举后的第一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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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1052）：广德军司理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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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西京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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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苏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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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福昌县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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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1045—1104）：叶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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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史》三一九，《欧阳修传》，22页（艺文本40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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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史》三三〇，《任顗等传》，19页（艺文本4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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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据《唐六典》，唐令凡二十有七，内有户令、田令、关市令、杂令等（台北，文海，1963年题印日抄卷六，65页，总134页）民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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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刑统》一，34页（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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