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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司并说，不受理者，为的是“恐追人理对，妨废农业”。但是有些“形势豪石之家交易，故为拖延至务限，便引条文，又贪取一年租课”。[6]于是高宗下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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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人户典过田产，如于入务限内，年限已满，备到元钱收赎，别无交互不明，并许收赎。如有词诉，亦许官司受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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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隆兴元年（1163）更明饬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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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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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对着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是随时都可以提出的。因为务限的规定，只适用于民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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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整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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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县衙门，和唐朝一样，对于刑事案件，只管到杖罪为止。（对于流罪以上案件的处理，它只是执行一种预审。）但是对于民事案件：户婚、田宅、债负、县衙门是具有决定性的管辖权的。这是民刑诉讼不同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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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诉由当事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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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司法制度，当事人对刑事裁判，只要表示不服，这件案子，就自动的被移送到另一个或高一级的机关去复审，这样子可以重复到五次之多（关于“五权”制度，将于另一篇文章里讨论）。但是民事案件的上诉，就得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宋会要刑法三诉讼有绍兴令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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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诣）州诉县理断事不当者，州委官定夺。若诣监司诉本州者，送邻州委官。诸受讼诉应取会与夺而辄送所讼官司者听越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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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关民事上诉的一条条文，在唐宋法令中，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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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禀承上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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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门在处理民事案件时，遇有疑难问题，可向上级机关请示。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0）咸平县民张赟妻卢氏和一个在张家作过养子的刘质迭次兴讼，“县闻于府，会（慎）从吉权知府事。命户曹参军吕楷就县推问”。[10]就是一个例子。刑事案件就不同了。宋会要刑法六禁囚，徽宗宣和五年（1123）六月，刑部有一本奏折里说：“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11]民刑法之不同，这一点又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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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名公书判清明集［景定辛酉（1261）］残本，内有一百三十一件判词，尽属民事，大多数是宋末几位有名的提刑司们的笔墨。[12]其中有的是本司的判决，有的是回答县衙门的请示，有的是回答转运司或提举司的询问，可以略窥当时各机关公文往来的制度。可惜刑事案件的一部分，全都佚失，不能作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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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户部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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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审判程序里，终审机关是“以田务券责之理直民讼”的户部。[13]它的左曹下面，设有三个“案”——大约相当现在的一个司——：第一，户口案：掌……民间立户分财……典卖产业，陈告户绝，索取妻男之讼。第二，农田案：掌……田讼务限……。第三，检法案：掌凡本部检法之事。[14]宁宗嘉定六年（1213）十月，户部报告皇帝，说他们设置了一个登记簿——“籍”——专门用以查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部里交办而尚未办结的诉讼案子。[15]可见户部的司法行动，是相当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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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也注意到有关民事诉讼的立法。宋会要刑法三田讼载有高宗绍兴五年（1135）闰十月和十三年（1143）六月户部的两项条谏，一是关于田宅诉讼的起诉时效，一是关于起诉人的年龄限制。[16]由此可见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把民事和刑事分别交给户部和刑部分开管理的。所以我们在宋朝有关狱讼的官文书里，常常看到“户刑两司”，“户刑部”等一类字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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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事诉讼的终审权交付给户部，似乎是宋朝的一项新猷。因为在唐朝文献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类似的记载。而且就是有的话，在唐末几十年藩镇割据之下，也已经早就成为纸上的具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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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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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徒以上罪为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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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的刑事审判权，在汉朝是没有限制的。[18]到了唐朝，就只以笞杖罪为限。[19]宋朝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检断，载有有关的一项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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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令：诸犯罪，皆于事发之所推断。杖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原注：编配之类应比徒者同。余条缘推断录问称徒以上者准此）及应奏者，并追证勘结圆备，方得送州。若重罪已明，不碍检断，而本州非理驳退者，提点刑狱司觉察按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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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朝对于笞杖罪的执行，实际上比名义上减轻了许多。刑统的规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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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看来，宋朝县官所处理的罪犯，实际上都是些轻微的，类似违警法一类的过失——如同国忌作乐，无故走车马，博戏赌财物之类——而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大罪，也就等于一家家长对于他的子弟打几下手心而已。至于比较严重的罪行，他的责任，只是把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把文件人犯全部解送到州（府）里去由他们决定如何处理。而他自己，则并没有作任何有决定性的行为。因之他在这一个阶段中的行动，在法律上应该负到哪一个程度的责任，自然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