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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出来关于刑讯的滥用，唐朝人作了多么周密的防范。难怪在宋朝文献中，我们再也找不出多少改善的规定。宋会要，刑法三，勘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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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五日诏……今后按鞫罪人，不得妄加逼迫，致有冤诬。[33]宋会要里有关刑讯的诏令，此外恐怕很难发现出什么别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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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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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滥施刑讯的防范，宋朝有一项加强的措施，就是把犯人的口供，由另外一人予以证实，即所谓“录问”是也。这个制度发展的经过，大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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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狱官令中，有关于犯人口供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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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问囚皆判官亲问，辞定，令自书款。若不解书，主典依口写讫，对判官读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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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人已把原始供词看得很重。到了后唐明宗的天成三年（928），有一道七月十一日的敕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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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州府，凡有推鞫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如有异同，即移司别勘。若见本情，其前推官吏，量罪科责。如无异同，即于本案后，别连一状，云所录问囚人，与案款同。转上本处观察、团练、刺使。如有案牍未经录问过，不得便令详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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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州府审问官事完毕之后，要等上级机关派判官来提出犯人，问他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口供（“录问”）。如若他们承认（“无异同”），案子的处理程序就继续进行。如若他们不承认——“有异同”，宋人谓之“翻异”，明清谓之“翻供”——这件案子就得送交另外一位官员或另外一个机关去重新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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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继续沿用这个“录问”的制度，而予以更详密的规定，就是凡有徒以上的刑狱，在“推勘”（即包括刑讯的审问）完毕之后，必须经过“录问”，才能进行“检断”（检法断刑）。[36]如果犯人在录问时翻异，就得在原地方另外派一个人重审，这个叫作“别推”。别推的供词，到了第二次录问时又被翻异，这时候就得把案子移送到另一个机关去重审，这个叫作“移推”。[37]宋初对于移推的次数没有限制，因之有时一件案子，经过六七次移推而还得不到结论。[38]（后来才发展出“五推”为限的规定。这一点将另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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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问官和推勘官之间，有回避“同年同科目及第”的规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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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问官的责任，不只是对证，在相当程度下，他也负有纠正推勘错误的责任。《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推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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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敕：诸置司鞫狱不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审问或本州录问者，减推司罪三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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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刑法三，勘狱，有下列一条，我们从中可以略窥当时录问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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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二十六日，权刑部侍郎汪大猷言：窃见诸勘鞫公事，多是翻异别勘，录问官未尝诘问，终间冤，便耴责短状以出。后勘官见累勘不承，虑其翻诉不已，狱情一变，或坐失入之罪，故为脱免。乞特降指挥：自今录问官，遇有翻异，当厅令罪人供具实情。却以前案并翻词，送后勘官参互推鞫。不得更于翻词之外，别生情节，增减罪名。其累勘不承者，依条选官审勘。从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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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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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刑狱，推勘录问之后，最后还要对众宣判，叫做“聚录”，这是很重要的一幕。文献通考卷一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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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乾道四年（1168）］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于大辟。方锻炼时，何可尽察。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于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于顷刻。而狱吏惮于平反，摘纸疾读，离绝其文，嘈囋其语，故为不可哓解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窃照：聚录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读，无得隐瞒。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此法意盖不止于只读成案而已。臣谓当稽参“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于聚录时，委长贰点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后亦点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流。庶几伏辜者无憾，冤枉者获伸。从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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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条陈里所要求的，事实上能否全部办到，似乎不无问题。但是就制度论制度，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项很成熟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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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司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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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司法制度的弱点，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主要在县衙门的组织在司法方面太薄弱。现在让我们把这一点仔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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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县官，官称是“县令”，在比较重要的县份，照规定必须要具有“京官”，“朝官”，或“幕职官”身份的人去做的，叫做“知县”[43]“平决狱讼”和“催理两院”，是县官们最重要的两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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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618—906），县令之下，原设有“司法佐”，“司法”等帮助县官处理狱讼的“佐职”。[44]可是到了宋朝——可能已经在五代时期——这些司法佐职就被废除了。县衙门里的“官”，除了“县令”或“知县”之外，虽然有“丞”（掌山泽坑冶），“主簿”（掌出纳官物），有“尉”（掌阅习弓手，戢奸禁暴）[45]，但是他们各人都自有他们繁重的任务，不能帮助县官审问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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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县的狱讼，总有相当的数目，绝非县官一个人所能负担。因之宋朝的县官，在处理狱讼方面，就不得不倚仗所谓“吏人”、“公人”[46]——后来被称为“胥吏”、“衙吏”、“书办”——没有“官”的身份的低级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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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县衙门里，都有些什么样的“公吏人”？他们的职掌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宋人文献中找不出有系统性的叙述。从现有的一些零碎资料兜起来看，似乎北宋初期，县里的“吏人”，有“押司”、“录司”、“录事史”、“佐史”四种。[47]但是后面三种名称，以后很少出现。徽宗政和六年（1116），为近畿几县“狱空”（牢狱里一个长时期没有羁囚），颁赏县级人吏，有“职级”、“推司”、“典书”、“副典书”、“手分”、“狱子”六种名称。[48]不知这个“推司”是否就是早期的“押司”？政和七年（1117）四月三日诏：“州县有刑絷处，推司狱子，最为急切。”[49]那么这个时期的县衙门，似乎应该都设有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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