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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1072）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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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两科明法的不同，主要在考试内容方面。旧科考律令之外，要考小经，疏义和经注，而不考刑统大义和断案。新科则反过来要考刑统大义和断案而不考经书。这是因为在熙宁三年（1070），神宗新设立了用以考取法官（刑部和大理寺的法官）的“刑法科”，其考试的项目，也只是断案和律义两项而已。但是“刑法科”和“新明法”有两点分别。第一，前者是一种临时考试，后者是定期考试。第二，前者是吏部主办，后者是礼部主办。（关于“刑法科”，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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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科明法的考试细节，宋史和通考都没有记载。就是宋会要所记录的，也只有元丰二年（1079）三月十三日诏：“今岁特奏名明法改应新科明法人，试大义三道”[27]，和同年七月十八日诏：“应新科明法举人，试断案，许以律令敕自随”[28]两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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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力鼓励士大夫习律，神宗保障了新明法科的入官捷径：凡是考中了新科明法的，“吏部即注（各州）司法（参军），叙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29]此外，他于熙宁六年（1073）三月丁卯，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30]这样子的大力提倡，无怪当时的人，“务从朝廷之意，而改应新科者，十有七八”[31]，而“天下争诵法令”。[32]所以考中新科明法的，在熙宁九年（1076），不过是三十九人，到了元丰二年（1079），就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六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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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继位神宗（1086），司马光当政，他是一向反对法律考试的，他说：“何必置明法一科？”[34]可是新科明法，仍然照旧举行。只是当时朝政，极力尊崇经术。元祐三年（1088）乃规定明法科恢复兼考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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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三日诏：五路不习进士新人，今后令应新科明法，许习刑统。仍于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内，各专一经，兼论语孝经。发解及省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试刑统义五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五道，第三场论语孝经义各二道。以三场通定高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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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明法科，本是准备自然淘汰的一种临时措施。[36]可能为的是使制度明朗化，徽宗崇宁元年（1102），仍予以正式取消，而把它的解省名额归之礼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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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月八日，大理少卿吴瓖说：“神宗熙丰年间，将旧科明法念诵无用之科，改为新科明法。今来此学寝废，法官阙人，乞复明法之科，诸进士曾得解贡人就试。”[38]宋史选举志说：“建炎三年（1129），复明法新科，进士预荐者听试。”[39]所谓进士预荐者，就是在各州考取得解——等于明清两代的“举人”——而在礼部试没有考中的人。这和当初设立新明法，用以补救落第的诸科举子，用意颇为相近。不过建炎二三年恢复的新科明法，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要耽搁了十一二年才真正举行。通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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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一年间（1114），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明年御试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1144）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后举兼经。十六年（1146）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置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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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里所说，罢新科明法，是十六年二月的事。宋会要也说十六年二月三十日，“礼部言：见今日有人许试刑法，其新科明法，欲自后举废罢”。[41]但是照宋史高宗纪的记载，罢明法新科，是十五年（1145）闰十月己卯日事。[42]同时宋史选举志也说：“十五年，罢明法科，以其额归进士。”[43]两说都很具体，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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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过新科明法而在宋史中有传的，有陈规和王衣二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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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判拔萃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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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法律考试，有“书判拔萃”科，有“试判”，有“试身言书判”，都是渊源于唐朝的“铨选四格”——即所谓“身言书判”——而其作用各不相同。现在先把唐朝这个制度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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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科举制度，凡是在礼部考中了进士的人们，必须再在吏部试中“身言书判”——身要体貌丰伟，言要言辞辩正，书要楷法遒美，判要文理优长[45]——才能够派充官职。韩愈在吏部参加这种考试，三次失败，中了进士十年，仍然是老百姓一个。还有人二十年作不到官的。[46]可见这在当时颇是一道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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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拔萃”者，宋会要，选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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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建隆三年（962）八月二十三日诏曰：书判拔萃，历代设科。顷属乱离，遂从停罢。将期得士，特举旧章。宜令尚书吏（部）条奏以闻。九月十六日，有司上言：准选举志及通典，选人有格未至，而能试判三条者，谓之拔萃。应者各取本州府本司文解，如常选举人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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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太祖心目中所想象的，是五代时期成全“选人”的一种补救办法，而不是唐朝选拔官员的一种例行考试。因为事关“选人”，而选人是宋朝人事制度里一大问题，现在再把选人的意义，简单的叙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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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任官制度，内外大臣，由皇帝亲自选择任命的不算，京城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都是由中书省派充，术语谓之“堂除”。（例如京城里的大理正，诸寺监丞[48]，地方上比较重要的知州和通判。[49]）此外低一点儿的文武官职，都是由吏部就那些成千成万的候差人中选派，这个在术语中叫作“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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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吏部之选派官员，分四个部门办理。文职京官归“尚书左选”（旧审官东院）；武职京官归“尚书右选”（旧审官西院）；地方文官——自初仕至州县幕职——归“侍郎左选”（旧流内铨），地方武官归“侍郎右选”（旧三班院）。[50]宋朝官文书里，常常把“京官选人”并称[51]，就是专指着那些在尚书左选和侍郎左选候差的人们而言。也就是说，宋朝的所谓“选人”，并不是所有那些在吏部候差的人——这是唐朝“选人”的含义[52]——而只是那些在侍郎左选的范围内候差的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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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选人，包括很多身份不同的人。有黄衣选人（大概是贵族子弟），白衣选人[54]，有有“出身”的，有没有“出身”的[55]，有作过官的，有没有作过官的[56]，有进京到部候差的，有在外留在家中候差的。[57]虽然同是选人，但是到了参选注官时，就随着各人的身份而有不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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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宗元丰二年（1079）起，选人们在吏部——侍郎左选——都注有名籍。[58]他们分七个阶级，要经过三任六考——原则上三年一任，一年一考，但可以缩短——才能参加选注。他们平常无事可作，但都有俸可拿，虽然是很薄，而且各地方多少不一。[59]不过人数太多[60]，而缺额有限[61]，在部里常常有“四百余人，无阙可注”。[62]实在没有什么苗头。无怪有人说：“凡在吏部待选者，无非孤寒寡援之人。”[63]（京官则不然，往往人少缺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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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头谈“拔萃科”。宋史，太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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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三年（962），八月乙未诏：注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诏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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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一条看来，“试判”和“拔萃”，明明是两件事了。但是宋会要，选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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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建隆三年八月诏：吏部流内铨选人，并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判题。定为上中下三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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