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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十二月，诏曰：流内铨常选人所试判，自来不较臧否并判下者。自今选人所试判三道，定为四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者，为上等。一道全通，二道稍次，或二道通，一道全不通，而文翰稍精者，为中等。一道通及稍次，二道全不通，或三道全次，而文翰无取者，为中下等。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等。判上者即与超一资注拟。如入职事官即不超资与加一阶。判中者，即依资注拟。判中下者注同类官。黄衣人即除一资。如初入令录内，降一资注拟。至下州下县不降。判下及全不对者落下。殿一年，候殿满日赴集。凡两经试判皆中下者，拟同类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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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考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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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先是选人试判三道考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为下。判上者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超一资。判中依资。判下入同类。惟黄衣人降一资。至是诏增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无取者为中下；依旧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殿一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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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记载，在年份上固然有一年之差，但在规定的细节上，倒恰好可以彼此补充。宋史选举志叙说端拱年间（988—）的考试制度说：“登科之人，纳朱胶绫纸之值，赴吏部南曹，试判三道，谓之‘关试’。”[71]这时的“试判”，显然是唐朝“身言书判”的一种简单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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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会要的记载，真宗一朝，有景德四年（1007）的“拔萃”科，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试判”，天禧三年（1019）的“试身言书判”，乾兴元年（1022）四月，试“身言书判”六十五人。[72]不管名称如何，考试时所采用的，似乎应该都是太宗留下来的试判三道，四等取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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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天圣元年（1023）九月，把四等取人的办法，放宽为五等取人。[73]三年（1025）二月，取身言书判选人五十四人。[74]六年（1028）三月，取身言书判选人八十二人。[75]七年（1029），置书判拔萃科。宋会要，选举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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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书判拔萃：应选人非流外者，如实负材业，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并许投状，乞应上件科目。仍先录所业判词三十，并上流内铨，委判铨官省详。如词理优长者，具名闻秦。当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试判十道，以二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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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流内铨建议，判词分三等闻奏。诏“应历官三考以上，方许投状”。[77]所以仁宗的“拔萃”，既不是五代时成全落第举子的补救办法，也不是真宗时注官前的“身言书判”，而是从现任官中拔擢优秀人才的一种特别考试。据宋会要的记载，这种考试，在天圣八年（1030）正月二十六日举行过一次。流内铨取中了余靖等二十四人。[78]五月二十五日，命唐肃、梅询、偃胥等考试拔萃余靖等二十五人于秘阁。六月二十三日，帝御崇政殿亲试，取中余靖尹洙二人。[79]南宋曾敏求（1118—1175）的独醒杂志里有下面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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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问题十通。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七问：乙用牛衅钟，牵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时襄公除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惇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皆以民事试之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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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道题目，在南宋时，已被人看作古董，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是怪有意思的。本过说八人取六人，而且只有四人姓名，显然是传闻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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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科第二次举行，在天圣九年（1031）五月，殿试取中了李惇裕、毛询、张孝孙、吴感等四人。（连前次余靖、尹洙一共六人。曾敏求误为同榜。）到了景祐元年（1034）二月四日，诏：“书判拔萃科，今后更不复置。”六月四日，诏“应书判拔萃人，更不御试”。十七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等试到书判拔萃科江休复等七人，诏取四人，落三人。[81]这就是仁宗朝拔萃科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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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身言书判选人，在天圣九年（1031）二月，又举行了一次，取中了三十人。[82]此后及英宗一朝，就再没有举行，宋史选举志说：“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83]大概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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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在配合南郊大赦及群臣进秩之下，朝廷派铨司调查年资悠久的“职官令录”，差官与判铨同共试验身言书判。[84]三年（1070）五月，又“依身言书判人例”，举“淹废”选人三十七人，分五等。[85]这两次的“身言书判”，已经变成了一种恩典式的措施，而不复是例行的注官手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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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1071）十月二日，中书门下两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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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曹合注官选人，自来例须试判三道。因循积弊，遂成虚文……今欲……应得替，会守选幕职州县官，并许逐年春秋，于流内铨投状乞试；或断公案二道，或律令大义，各听取便……应约束事件，并依“试法官条约”指挥……今后合注官人，更不试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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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六年（1073）三月丁卯，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87]到了这个时候，“试断案，律令大义”——和唐朝的“身言书判”，及太宗时的“试判三道”一样——又为要作官的进士们添上了一道难关。（此后发展情形，将于下面“进士试律义”一节内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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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试断案律义”，实际上就是熙宁三年（1070）三月颁布的“试法官条约”的内容。我们马上就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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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刑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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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刑法”是宋朝法律考试中最悠久最重要的一种。《庆元条法事类》（1202），卷十五，选试令，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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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承务郎以上，及承直郎以下（未入官人，及特奏名人令注官者，并见任官同。）每岁听于尚书吏部乞试刑法（并于未锁院前投状。在外者预于所在官司投状申部。）其历任曾犯私罪徒，或入已赃，失入死罪，并停留未经任者，不在乞试之限。[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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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末规定试刑法的正式条文。通考说：“试刑法者，亦自（神宗）熙丰间（1068—1078）始”。[89]这句话不对。因为从太宗真宗起，就有试刑法。到了熙丰年间，已经将近百年了。宋会要，选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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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雍熙三年（986）九月十八日，诏曰：夫刑法者，理国之准绳，御世之衔勒。重轻无失，则四时之风雨弗迷。出入有差，则兆人之手足何措。念食禄居官之士，皆亲民决狱之人。苟金科有昧于详明，则丹笔若为于裁处。用表哀矜之意，宜行激劝之文。应朝臣、京官及幕职、州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庶资从政之方，以副恤刑之意。其知州、通判及幕职、州县官等，秩满至京。当令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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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朝官、京官[91]、幕职、州县官等，都要学习法律。各处的知州、通判、幕职和州县官，秩满到京，都要经过一番考试。如果一无所知，就要受相当的处分。过了三年，端拱二年（989）九月二十九日诏：应朝臣亭官，如有明于格法者，即许于合门上表，当议明试。如或试中，即送刑部大理寺只应。三年明无遗阙，即与转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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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京朝官有自信对于法律在行的，可以自动请求考试。一旦考取，就派到刑部大理寺服务。三年之后，有缺补缺，无缺转官。因为这是一种自动请求的考试——不是定期例行考试——所以也叫做“投状乞试”、“乞试法律”、“乞试法官”。因为考取后到“刑”部或“法”寺——大理寺两个字的叫法——服务，所以也叫做“试刑法官”、“试刑法”、“试法官”，或者减称“试刑名”、“试法”等等。别的考试，考中了只取到资格，不一定派官。就是候选派了缺，往往两三个人等一个缺，一等又是若干年。试刑法则不然，一旦考取，马上派差使。三年之后，一定得实缺。这是“试刑法”最引人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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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咸平二年（999）三月，诏审刑院举详议官，自今宜令大理寺试断案三十道。取引法详明，操履无玷者充任。[93]这是司法官“试断案”的开始。六年（1003）十二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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