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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15 （11）转运使蒋吴二人和提刑司徐赵二人，都是犯了当驳不驳的罪名。但是因为都曾经立过功劳，所以免予“推勘”（就是不把他们当作犯人过堂审讯的意思）。但是他们仍然都丢掉了现职：三个人（蒋，吴，徐）贬作知州。一个人（赵）另候差遣。这四位监司大人的处罚，说起来也实在是够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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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17 3. 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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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19 “驳正”，“推正”的对象，大多数是审讯完毕，并且经过录问的案件。但是在这个阶段以前，宋律中对于若干“冤滥”或“疑讼”的案件，还有所谓“辩明”的一种制度。《庆元条法事类》载有下列断狱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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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21 诸州县禁囚有冤滥若疑讼，而监司州县当职官吏刑狱官司能辩明裁法者，俟结断讫，州限伍日保明申提点刑狱司覆实开奏，候崴终仍类奏。如系提点刑狱司能辩明者即报转运司，本司准此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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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23 这是在鼓励全国衙门里的大小司法官吏，注意他们所有听到的一切冤滥疑狱，随时帮忙研究，想出破案的办法。虽然这些不是他们自己承办的案件，但是随时随地，他们都有立功得赏的机会。不过宋会要里似乎还没有关于“辩明”给赏的记录。那么不是这项办法颁行的时期太晚，就是实际上没有十分发生作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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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25 二、举驳和驳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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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27 （一）举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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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29 宋朝自太宗淳化二年（991）以后，各路皆设有提点刑狱——简称提刑司——是一路里最高的司法官：“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23]，“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24]所以各州府的案件，到了提刑司那里，提刑司认为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指出缺点，交还本州府，或者移送另外一个州府去重新审问。这个就叫做“举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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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1 南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卷八有下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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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3 （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浣衣井旁；裴之嫡子献，误堕井而死，其妻诉于州，必以谓沉香挤之而堕也。州委录参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狱皆同，沉香从杖一百断放。时陈睦任本路提刑，举驳不当，劾三掾皆罢。州委秀州倅张济掬勘，许其狱具，即以才荐，竟论沉香死。故东坡送三掾诗云，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其后睦还京师，久之未有所授，闻庙师邢生，颇从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见之，叩以来事，邢拒之弗答，而语所亲曰：其知沉香何？睦闻之，悚惧汗下，废食者累日。释氏所云冤怼终不免，可不戒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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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5 这就是“举驳”的一项实例。《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推驳，有下列断狱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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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7 诸官司举驳入人死罪不当者杖一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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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9 这一条规定倒是可以适用在陈睦身上的，即杖一百的罪名。可惜当时没有人提出。（在法律上讲，入人死罪的犯官，是当时的知州。因为通判张济，也不过是依着知州的意旨去办理的，然而知州还是在想讨好提刑。所以断狱敕杖一百的刑罚，未免太轻了一些。而因果论就把陈睦当作正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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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1 张邦基记载的这一段小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这是犯人不肯招供因而经过两次“别推”的一项实例。第二，上级机关的举驳，不一定是从重罪改为轻罪，因为这是从轻罪改成重罪的。第三，这项冤狱，当时人知道的应当不少——东坡的诗[27]就够得上全国性的传播——然而毕竟未得平反。第四，冤死的虽然只是一个老百姓的丫头，但因此也成了一个不朽的人物。其中固然有若干文学崇拜如迷信神鬼的因素在内，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人把人命官事看得是多么重（所谓“人命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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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3 宋朝的行政制度，在各州府之上，有各路的安抚使、转运使和各种提举司，都和提刑司一样，统称为“监司”。各州府的狱讼案件，照例要按期申报各监司。而这许多监司衙门，全都是各州县的监督机关，而随时可以“举驳”。洪迈：《夷坚志》卷二十八，载有下面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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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5 王元懋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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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7 泉州人王元懋，少时只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为姻家。淳熙五年（1178）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而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一去十载。以十五年（1188）七月还，以惠州罗浮山南，获息利十倍。其徒林五王儿者，遽与悖心，戕吴大以下二十一人。唯宋六者常诵金刚经，肩背中刀坠水，身把柁尾，哀鸣求生，王儿持刀断其指，复坠水，如有物承其足，冥冥不知昼夜。如此七八日，抵潮阳界，上岸求乞。凶徒易以小船回泉州，至水澳泊岸，元懋梦吴大等诉冤，明日人报所乘舶遭水，人货俱失其半。懋疑而往迎，置酒法石寺，酒半，谓二凶曰：“船若遭水则毫发无余，何故得存一半？”凶实告其过。且曰：“今货物沉香，真珠脑麝，价值数千万，倘或发露，尽当没官，却为可惜。”懋沉吟良久，亦利其物，乃言提举张逊，新到任，未谙事体，但计嘱都史吴敏辈可也。懋即以家资厚赂之，曰张君用分数抽解外，而中分其赢。九月初夜，宋六叩其家门，其父臻臻唾骂之曰：“汝不幸非命，无可奈何，勿用恼我。”对曰：“儿不曾死。”于是启扉泣道变故。臻曰：“未可使人知。”迨旦。走诣王儿处，问我子何故溺水。王儿怒曰：“各自争性命，我岂得知？”遂密报林五与同恶四人潜窜，臻父子投状于张下之南安县。县宰施宣教。为推吏所绐，以船漏损人，谓非篙稍之过，既已逃亡。在法亡者为首，将寝不治，但申诸司。安抚使马会叔判云，王元懋知情杀人，包赃入己，改送晋江县鞫勘。当日移囚二推吏皆见吴大徒侣十余鬼，愤色上冲，拥之入水中即死。县宰赵师硕，躬阅案牍，悉力审听，捕懋下狱。缘王儿诸凶佚去，未能竟。而诸凶到九座山，值冤魂执搏于林中，仙游弓手获之，得以结正，奏请于朝。船使南安宰皆罢，吴敏等黥配，王儿林五剐于市，他皆极法。元懋时为从义郎，隶重华宫只应，坐停官，羁管兴化军。居数月放还，欲兼程亟归，至上田岭，见吴大领鬼遮路曰：“先吾于汝，汝不主张，今冥司须要汝来。”懋叩首哀恳，吴引手触其心。轿夫悉聆其言，至家一夕，呕血而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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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9 这一段记录说明四点。第一，王元懋是参加国营海上贸易的一个商人。闹出了人命官事，冤主到提举（船舶？）司张逊那里去告他。可见打人命官事不一定要到县衙门去递状。第二，提举司把案子交给南安县去办，大概是本着“犯罪皆于事发之所推断”[29]的原则来处理的。第三，南安县本来打算把案子搁下去的。但是在申报到各监司时，乃由安抚使发现了毛病。这说明州县申报案子，各监司确实可以负起纠正冤狱的重任。不过一件人命案子，要靠管军事的安抚司来纠正，未免使主管刑狱的提刑司，大丢面子。第四，安抚司把案子改送晋江县鞫勘，即我们时常提起的所谓“推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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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1 关于监司之监督州县狱讼，宋会要，刑法三，有下面一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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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3 （徽宗政和）八年（1118）闰九月十四日，臣僚言：伏睹州县听讼，其间或有冤滥，即诣监司申诉。而监司多不即为根治，但以取索公按看详为名，久不结绝。或只送下本处，或不为受理，致无所控告。自来非无法禁。盖官吏玩习，恬不介意。虽廉访使者，许摭实以闻，而讼牒难以悉陈，上渎天听。臣愚欲乞诏有司立法；诸路监司，有能改正州郡所断不当，总其实数，岁终考校，以为殿最。庶几诉讼获申，以副陛下爱民之意。诏：臣僚所言，切中今日监司之弊，可措置立法行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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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5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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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7 （二）驳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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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9 在宋朝，流刑以上的案子，都要由各州府经过提刑司呈报到大理寺和刑部（宋术语简称“刑寺”）[31]去审核。流刑案件，刑部可以决定。死刑则须送经中书门下两省详覆，再送皇帝批准。如果大理寺或刑部认为有问题，它们可以呈准皇帝予以批驳，令其重审，（这就是宋术语所谓“驳勘”[32]——也有时叫做“疏驳”）。驳勘不是没有条件的。宋会要，职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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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1 （孝宗）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二日，诏刑部大理寺，自今驳勘案状，从本部长贰并大理少卿仔细看详，如见得委是不圆，有碍大情，出入重刑，方许依条申奏驳勘。如大情不碍，止是小节不圆，即据所犯定断，不得一概泛乞别勘。仍令诸路州军监司，将合申奏狱案文字须管具情犯一切圆备，方得申奏。若大情有碍，却致刑寺驳勘，具当职官姓名申尚书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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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3 不但如此，刑部和大理寺之间，也并不是永远一致的。刑部有时驳难大理寺的意见，而大理寺也不断的作有力的反驳。宋会要，刑法四，有下面一项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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