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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十五日，臣僚言：伏见大理寺断袁州百姓李彦聪，令人力何大打杨聪致死公事。其大理寺以元勘官作威力断罪可悯，寺正丞评并无论难。因少卿聂宇看详驳难，称是李彦聪止合杖罪定断。其寺丞与评事，亦从而改作杖罪。案上刑部，看详疏难，称大理寺不将李彦聪作威力使令殴系致死，断罪未当，欲令改作斩罪。其寺正评事议论反复，少卿聂宇执守前断，供报省部。本部遂申朝廷，称大理寺所断刑名未当，已疑难不改。若再问，必又依前固执，枉有留滞。伏乞特赐详酌。既而大理寺检到元丰断例，刑部方始依前断杖罪施行。访闻寺正评事，其初皆以聂宇之言为非。兼刑部驳难，及申朝廷详酌，则以斩罪为是，杖罪为非。若聂宇依随刑部改断，则刑部以驳正论功，聂宇失出之罪，将何所逃？直至寻出元丰断例，刑部方始释然无疑。使李彦聪者偶得保其首领，则杖者为是，斩者乃非矣，伏望圣慈取付三省，辨正是非，明正出入之罪。兼详看法寺案周懿文高宿尤无执守，其议李彦聪案，遂持两端。望并赐黜责执行。诏高宿降一官，周懿文罚铜十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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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袁州的法官，大理寺的寺正和干事，以及刑部的官员，全都是认为该判死罪的。只有大理少卿聂宇一个人力主杖罪。幸亏他在档案里找到了元丰旧例，才保住了犯人的脑袋。看大理寺和刑部的反复辩难，臣僚们的力主正义，并要求黜责首鼠两端的大理寺里的法官。可见宋朝的司法行政，就是在一个独裁者徽宗的治下，仍然能保持其优良的历史传统。使人不胜故国乔木之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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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发、奏劾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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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节所说，都是一件刑事案子，在没有执行以前的各种覆核制度。但是宋律中覆核的范围，要比这个广泛的多。因为在中国传统法里，审判是诉讼法和行政法的双重对象。一件冤狱，从诉讼法的观点上看，固然要予以平反。同时造成这件冤狱的法官，不管是作弊或无能，他是永远逃避不了他的行政责任的。所以在宋朝，不但是从冤狱里发现赃官，而每每从赃官身上发现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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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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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各路的“监司”官，对于所属各州府的官吏，各州府的长官，对于所属各县的官吏，全都负有监督考核的责任。上级长官如果发现所属官吏有断狱失当的行为，他们随时都可以追究翻案，这个在术语上叫做“按发”。（前面所述的“举驳”，是以狱讼为主体，这里的“按发”，则以官吏为主体。）也就是说，宋朝的老百姓，在赃官手上，受了冤枉，自己不敢申诉，而上级机关在覆核时也没有纠正。但是经过了若干时期，这位赃官的劣迹一旦发现，这件案子还是可以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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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里有关于按发的规定五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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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二十四日诏：应命官犯徒以上罪，去官事发者，宜令逐处追寻勘鞫，以其状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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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宗绍兴五年（1135）］十月九日，刑部言：监司按发公事，应推鞫，不得送廨宇所在州军……其诸州军发劾属吏，即无不许送本州取勘条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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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孝宗乾道四年（1168）］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窃见监司郡守按发所部，或有止据一时访闻，便具申奏，致降指挥，先次收罢。后来勘结，止系公罪，于法不至差替冲替追官勒停。其被按之官，情理可悯。欲望特降睿旨：如有似此滥扰按发之状，并依旧与本等差遣，从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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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五年（1169）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窃见监司郡守发摘官吏，必先委官体究。体究有罪，则继以鞫勘。若云无罪，则置而不问，所系亦甚重矣。比来体究官，或迎合上官，或阿蔽党与，或力报怨仇，或委胥吏。逮至鞫勘，则体究之事如此，鞫勘之实如彼。纷错无据，莫可考证。乞自今凡体究不实者，并令案后收坐。从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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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年（1170）四月十九日，权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勘会昨降指挥，今后监司按发官吏，不得送置司州军根勘。今来诸路，多不遵守。其承勘州军，被受不同，旅行申审，文移注复，遂成稽滞。乞将元降指挥申严行下，从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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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五条（四月十九日）就是前面第二条（绍兴五年）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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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刑法三，有府监督县，提刑司监督府的一项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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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十八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德庆府根勘封州县令林廷辉在任不法，上下受嘱，故作违慢。本司推勘，计八十八次[40]，经七个月，未见申到结绝。其本府官吏，系在朝散大夫权知军府文彦博，右朝奉郎权通判陈泳，左从政郎录事参军兼司户司法吴廷宾。诏各降一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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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奏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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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州县官，除了受各路监司的经常监督之外，在京的御史老爷们，也是可以随时参劾他们的。唐朝的官制，设有监察御史十五人，“巡按州县狱讼”。[42]宋初的御史，“仍多出任风宪之职”。[43]到了仁宗嘉祐七年（1062），“大正官名：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掌吏户礼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谬误”。[44]大概因为这时候，已经在各路设有提刑司，所以就不须要再派御史们到各处去按察。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月，用李定的建议，“以刑案察提点刑狱”。[45]因之各地方的狱讼，依旧在监察御史们的监督之下。不过中国传统官制，御史官阶是较低的（监察御史在唐是正八品，在宋是从七品），对于比他官阶高的地方官，不能命令指挥，只能报告皇上派人处理，所以在术语上叫做“奏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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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啇英奏劾博州官吏失入人死罪，同时说枢密院检详官党庇亲戚。[46]因之引起了王安石和文彦博的不和，成了政治上的一个小风波。但这正是监察御史纠正地方狱讼的一项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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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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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到神宗元丰四年（1081）的七十年里，开封府还有一个“纠察在京刑狱司”，专门注意京城的狱讼。[47]大中祥符九年（1016），慎从吉作开封府，纵容他的两个儿子，收纳贿赂，包揽词讼，事发之后，逮捕了一百多人，大小官员，贬谪了九个，就是由纠察刑狱司举发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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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书“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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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中书省，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各“房”，分掌诸部的文书，各房里的都录事，宋初时叫做“堂后官”。[49]王安石作宰相时，曾经规定，“刑房能驳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后逮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案，吹毛以求其失”。[50]元丰元年（1072）正月，刑房堂后官周清——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位小人——就这样从故纸堆里掀起一场大风波；所谓“相州之狱”，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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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韩琦判相州［这是神宗治平四年（1067）的事］，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姥，榜捶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榜死’。其徒——他的名字叫冯言——即刺杀之。左司皆处三人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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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到五年之后，周清忽然要替冯言喊冤。他说：“新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徒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入人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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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仗来斗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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