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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刑统之编纂，虽然有以前四个朝代的成例可援，但是还不免有人主张重新编制一部“宋律”。仁宗时的刑部侍郎夏竦，在天圣七年（1029）和明道二年（1033）之间就这样主张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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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又议刑书状曰：臣闻先王象震耀而行杀戮，法五材而用法辟，刑书之设有自来矣。虞舜定五流之罪，皋陶制三尺之法，禹刑兴于有夏，汤刑作于商世，吕命陈三千之属，李悝创六篇之制，卫鞅之行变法，酇侯之约九章，汉景之定棰令，应劭之习驳议，陈群之著魏法，贾充之刊晋律，陈氏则徐陵之因损，元魏则伯泉之校核，后周则拓跋之详定，隋室则高之评议，李唐损益其科，多所厘革，皆以恢张宪纲，表正堤防，欲奸吏尽绝于析言，齐民不忧于悮陷。盖念刑难复续，死不更生，狱成两造。律正五刑，款辨既周，杳不可变，哲王所以惟恤；良臣所以疚心；但棘木无夜哭之鬼，则四海受蓼萧之惠。国家号令天下；条宪咸达，法家之文或未评定，律令格式之科，刑统编敕之条，棼类相杂，矛盾不同。奸吏有市法之门，丹笔有误书之罪。由是或刑因势放，狱以贿迁，稍开科条，多从比附。或因循宦路，不习宪章，但记不应得为之条，以决下民故失之罪。贫则从重，富则从轻，以是而观，刑多出入。况乡闾嚚讼始自县廷，而琴堂颇开于刑书，报罪致乖于准的，未契皇朝好生之化，有辜陛下恤刑之德。诚宜聚刑宪之书，求谳议之士，诏择能臣，督其详定。疑者正之，贰者一之，阙者备之，繁者省之，轻者加之，重者减之。总制书禁止之事，会刑统起请之条，及格式律令聚为一书。罪必定刑，科无虚设，明分条目，同其差异，命工缮写，重加考核，名之宋律。徧下州县，令开卷无可疑之罪，结狱绝舞文之路，为皇家画一之法，垂万代不刊之典。惟圣作则，兆民赖之。故书曰：惟察惟法，其审克之。礼曰：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其是之谓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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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项建议，显然没有被仁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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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翟昭应之“金科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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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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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庆历二年（1042）正月二十八日杭州言，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诏转运司鞫罪毁其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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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件官事是怎样判的罪。照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严重的罪行。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件事也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充其量不是图名，就是图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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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布删驳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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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四，载元祐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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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四年（1071）五月二日庚申：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曾布言：近言刑统名义理，多所未安，乞加刊定。朝旨令臣看详。今条析刑统疏议，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以删除外，所驳疏议乖谬舛错，凡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看详刑统，如有未便，续具条析以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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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后也就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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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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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统颁行之后，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有一位律学博士傅霖，“以其不便记诵，乃韵而赋之，并自为注。”元祐中（1086—1093），东原郗氏，为之韵释，其乡人王亮又为增注。然于霖所自注，竟削去之。[23]这部书在宋朝并没有太被人提起，可是在金元两朝，大受重视，作过各种注解的，据各家的考证，计有下列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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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十种刑统赋，其中七种已经佚失，今世所传，只有三本：①郗氏韵释王氏增注本；②孟奎粗解本；③沈仲纬赋疏本。[24]沈仲纬本“于原赋逐句为之疏解，并引《唐律疏议》以证明之。疏之后为直解，语较简质。直解之后为通例，则引元代断例及案牍以相印证，视韵释，增注，粗解三家为详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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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元人之何以对于刑统赋如此有兴趣，其理由似乎并不太难推寻。大家都知道，金人之统治中原，一直是使用中国旧法的。[26]而元朝呢？他们固然也颁行过“至元新格”（1290），“大元通制”（1328），“至治条格”等几部法典[27]，但这些都是“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不比附旧律”。[28]事实上，法官判罪，依然要参考宋律。也就是说，宋律仍然以民间的习惯法的姿态生效。[29]不过在异族统治之下，汉人怎敢明目张胆的在旧朝代的法典上写作？而恰好有刑统赋这篇文章在那里，从名目上看来，好像似一篇文艺作品。因之为之作注，不至于犯朝廷之忌。同时传播法律知识，又有很切实的实际作用。沈仲纬之引用元代断例及案牍以相印证，就是这些作者用心的最好说明。刑统赋之有九部金元人的注解，这个理由，应该是说得通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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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朝的编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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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朝皇帝的“敕”——通常也称为“诏”——来修正补充祖先遗留下来的老律老令，本是一种自然的事实的逻辑。自古以来，无不皆然。不过就权威的理论言之，一直是“律优于敕”的。因为律是百世不磨的永久法典，敕不过是一种临时的例外的措施而已。所以唐人的术语，总以“律令格式”为言。若就刑罚言之，则违律者可致徒流绞斩，而违敕者最多不过徒二年而已（唐律被制书施行违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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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大概早期的理论，“敕”的权威，还是次于“律”的。到了神宗（1168—1184），他认为“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31]这是“敕”之正式的取得了“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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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神宗这里所说“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仍然意味着敕只能补充律而不能变更律的意思。但这只是一句客气话，不可看得过于认真。因为事实上，二者间的关系，已经变为敕优于律了。《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载有名例敕一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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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及例不同者从敕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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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只有敕所不载的，才断以律。此外，不但律所不载的要从敕，就是律有所载，而和敕不同的，也要从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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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要在这里说明，宋朝所谓“敕”，并不是皇帝一道“手谕”就行。唐宋的成法，皇帝的诏书，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封驳，宰相的副署——术语谓之“书敕”，才能生效。太祖乾德二年（964）范质等三相皆罢，太祖任赵普为相，但无人书敕。幸亏窦仪建议，皇弟作开封府尹，有“平章政事”的衔位，就由他书敕，才完成手续。[33]至于门下省之封驳诏书，知制诰之纳还词头——即拒绝起草任命状——例子繁多，不胜枚举。《庆元条法事类》十六载有职制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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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事应立法而辄画旨创立……以违制论。即诏敕不经三省，官司受而施行者，罪亦如之“徒二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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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举一个律敕不同要从敕的例子如下，名例律“犯罪未发自首”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