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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再拜。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恃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准法获强盗一人至死者，给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伤之岁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则当复减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获一贼，告与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胜则为盗所害。幸而胜，则凡为盗者举仇之，其难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躯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恶强盗者，为其志不善，张而不已，可以驯致胜广之资也。由此言之，五十千岂足道哉。夫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今岁之民，上户皆阙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忧。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闻上，而人微言轻，恐不见省。向见报，明公所言，无不立从。东武之民，虽非所部，明公以天下为度，必不闻也。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辩，此轼之所深不识也。昔袁绍不肯迎天子，以谓若迎天子以自近，则每事表闻，从之则权轻，不从则拒命，非计之善也。夫不请而行，袁绍之所难也，而况守职奉上者乎。今圣人在上，朝廷清明，虽万无此虞。司农所行，意其出于偶然。或已尝被旨而失于开坐，皆不可知。但不请而行，其渐不可开耳。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自以岌岌。夙蒙明公奖与过分，窃怀忧国之心，聊复一发于左右，犹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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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有“东武之民”一语，可知东坡这封信是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写的。文彦博这时以“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信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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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地方有灾伤，朝廷下诏减刑，照理说是一种恩典。但是事实上也就减低了捕盗的犒赏，而得到了纵盗的结果，与地方反为不利。没有切实地方行政经验的人，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东坡把这一点明白指出，值得后人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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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里说“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东坡之自认对于法律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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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指出司农寺之“增损律令”、“术改制书”，完全是以法律条文作依据的。不是对于法律内行的人，如何办得到？不过中国过去的习惯，向不直接引用法律原条文，一般人不易了解。现在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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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说“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并不是宋律的原文，而是两项条文的合并使用。刑统第四三八（杂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诸弃毁……官文书者，准盗论”。第二七三（贼盗，盗制书）条：“诸盗……官文书者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就是徒一年。东坡这种引用条文的方法，在宋朝的一般习惯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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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说“建制”，指的是刑统第一一二（职制，被制书施行违者）条：“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依照刑统的规定，毁弃重要官文书，应该徒一年，而司农寺规定为徒二年，所以东坡说这是“增损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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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罪行之是否在朝廷的一般赦降之下得到原免，依法是应该在“律”内，或者用皇帝的“敕”来规定的。现在司农寺自动地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规定，自然是“冲改制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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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乞医疗病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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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正月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状奏。右臣闻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此汉之盛时，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狱，可谓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积其冤痛，足以感伤阴阳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窃惧乎狱吏与犯法者旁缘为奸，检视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悯焉。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今后诸处军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内在狱病死及两人者，推司狱子，并从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系五县以上州，每院岁死及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岁死及七人，即依上项死两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推狱经两犯即坐。本官，仍从违制失入。其县狱亦依上条，若三万户以上，即依五县以上州军条。其有养疗不依条贯者，自依本法，仍仰开封府及诸路提点刑狱，每至岁终，会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门下点检，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议更加黜责。”行之未及数年，而中外臣僚，争言其不便。至熙宁四年，十月二日中书札子：详定编敕所状，令众官参详：狱囚不因病死，及不给医药饮食，以致非理惨虐。或谋害致死，自有逐一条贯。及至捕伤格斗，实缘病死。则非狱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众。而使狱官滥被黜罚，未为允当。今请只行旧条外，其上件狱囚病死条贯，更不行用。奉圣旨依所申。臣窃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诏，乃陛下好生之德，达同汉宣，方当推之无穷。而郡县俗吏，不能深晓圣意。因其小不通，辄为驳议。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碍，乃举而废之，岂不过甚矣哉。臣愚以谓狱囚病死，使狱官坐之，诚为未安。何者，狱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责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惧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则责保门留，不复疗治。苟无亲属，与虽有而在远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狱。臣谨按周礼，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臣愚欲乞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从。其上中等医人界满，愿再管司者听，人给历子，以书等第。若医博士助教有关。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如此则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而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独有一弊，若死者稍众，则所差衙前曹司医人与狱子同情。使囚诈称疾病，以张人数。臣以谓此法责罚不及狱官县令，则狱官县令，无缘肯与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狱官县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监医官及本辖干系官吏觉察，如诈称病，狱官县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为公私罪。伏望朝廷详酌，早赐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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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又十分明显的表现出东坡是一位十分内行的司法官。看他批评一般“郡县俗吏……因其小不通，辄为驳议”，和在上的“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碍，乃举而废之”，真是慨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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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四年（1067）手诏，规定“典狱之官，推狱两犯即坐，本官仍从违制失入”。意思是说：病囚死在狱中，超过了年定限额，在发生了一次的时候，有关官吏，虽然犯了罪行，但只是予以记录在案，并不执行。如果发生两次，那么“推司”（问案子的法官）和“狱子”（管牢狱的卒子），就要被判杖六十到一百的罪名。而其所属长官（本官），就要按“违制失入”的规定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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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制”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照刑统一一二条的规定，犯的是二年的徒罪。“失入”者，就是非故意的把没有罪的人判为有罪。照刑统四八七（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那么就是杖一百的刑罚了。（作官的有“以官当罪”的办法，并不是真的挨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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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诏中又规定：“养疗不依条贯者，自依本法”，是指当时有关养疗病囚的其他许多法令而言。[8]文章的末尾，说“分故失为公私罪”。这是唐宋律一贯的立法精神。作官的犯了法，如是故意的即成心作弊——就算私罪，不是故意的——犯了公事上的错误就算公罪。同等的刑名，私罪的后果，此公罪严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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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朱鄂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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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赒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死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昔王浚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举，浚严其科条，宽其徭役，所活数千人。及后伐吴，所活者皆堪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类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风者，非公而谁。此事特未知耳，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此朞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百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轼再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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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东坡在黄州写的，那么当不出元丰三至七（1080—1084）这几年。朱鄂州者，名寿昌，字康叔，是一位有名的孝子。他曾辞官不作，走遍天下，找他七岁时失散的母亲。找了五十年，终于找到。[10]信中所信“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第三二九（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东坡志林》有一条说：“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闻之不忍。会故人朱寿昌康叔守鄂州，轼以书遗之。乃立赏罚，以变此风”。[11]那么这一封信，是发生了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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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缴李定词头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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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同范百禄状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词头一道。奉圣旨，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佳者，右臣等看详李定所犯。若初无人言，即止是身负大恶，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兼勘会定，乞侍养时，父年八十九岁，于礼自不当从定。若不乞必致人言，获罪不轻，岂可便将侍养折当心丧。考之礼法，须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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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黄准律，诸父母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独匿而不举，又因人言，遂不认其所生。若举轻明重，即定所坐，难议于流。二千里已下定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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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统第一二〇（职制，匿父母夫丧）条：“诸闻父母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第五〇（名例，断罪无正条）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东坡所引，就是这两条。“贴黄”者，宋时，奏状札子，有意所未尽，揭其要旨，以黄纸别书于后，谓之贴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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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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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九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状奏，右臣闻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赏罚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系，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尽，则天子乃言。在三代为训诰誓命，自汉以下为制诏，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轻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随而丁宁之，则是朝廷自轻其法，以为不丁宁则未必行也。言既屡出，虽复丁宁亦不信，今者十科之举。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举，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赃，举主减三等坐之，若受贿徇私罪名重者自从重。虽见为执政亦降官示罚，臣谓立法不为不重。若以为未足，又从而降诏，则是诏不胜降矣。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凡有七事，举转运提刑一也，举馆职二也，举通判三也，举学官四也，举重法县令五也，举经明行修六也，与十科为七，七事轻重略等，若十科当降诏，则六事不可不降，今后一事一诏，则亵慢王言，莫甚于此。若但取谏官之意，或降或否，则其义安在。臣愿戒敕执政，但守法度，信赏罚，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发，则天下耸然，敢不敬应，所有前件降诏，臣不敢撰。谨录奏闻，伏候敕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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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中所说“十科之举”，是司马光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里建议设立的。十科的名目，是①行义纯固，可为师表；②节操方正，可备献约；③智勇过人，可备将帅；④公正聪明，可备监司；⑤经术精通，可备讲读；⑥学问赅博，可备顾问；⑦文章典丽，可备著述；⑧善听狱讼，尽公得实；⑨善治财赋，公私俱便；⑩练习法令，能断疑狱。[15]所言“贡举非其人律”，指的是刑统第九二（职制，贡举非其人）条：“诸贡举非其人，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所言“正犯入己赃”者，“赃”是指着“受财枉法”，“不抂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六种赃罪而言。[16]“正犯”者，是正式犯了规定这六种赃罪的条文，而不是犯了“以赃论”，“准赃论”等“杂犯”罪行。[17]“入己”者，是犯者把赃款上了自己的荷包，而不是“入官”。一定要这三个前提都存在，举主才连带判刑（照着被举者的罪名减三等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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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吕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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