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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奏议集十一》（下，五四七）——元祐七年是10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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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史》一九九《刑法志》一（艺文本，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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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争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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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奏议集十三》（下，五六七）——元祐八年是10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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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近思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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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续集十一》（下，三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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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东坡，常州，和扬州题诗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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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一生好作诗，随处吟咏，因而有人就在他的诗上挑字眼，而加以陷害的，前后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神宗元丰三年（1079），他已经为了“湖州到任表”下狱，又有人说他七年前在杭州作的山村五绝，是诽谤朝廷，因而请处以极刑，他几乎送了命。第二次是在哲宗元祐六年（1091），御史贾易告他“山寺归来闻好语”一句诗，是听说神宗晏驾，“闻讳而喜”。虽然经过他的答辩，幸得平安无事，但是他也感觉到环境恶劣而请求离朝。第三次是在绍圣元年（1094），他才到定州的任上，御史大夫提起他的旧诗，说他不敬。[2]朝廷下诏“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英州）。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中间那一件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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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祐六年（1091）题诗案的经过，有东坡自己的一篇答辩书，说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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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由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东坡写的墓志铭，关于这句诗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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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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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诗中所说的“闻好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了。东坡说是因为听见老百姓讴歌新继位的小皇帝，子由说是因为听说常州的田庄置妥。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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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解释一句诗的含义，没有不应当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的。不过子由是一位富于正义感而说话异常负责的君子人物——所谓“鲠亮功直”[4]——他一生崇拜他老兄东坡，胜过任何人。二人诗札往还，四十余年，如同一日。而元祐诗谤案，是东坡一生中一件大事，辩谤札子又是东坡的一篇得意文章。写墓志铭，更是预备传之千秋万世，不是可以随便马马虎虎的。而子由硬是撇开他老兄向皇帝报告的理由不管，而另外提出常州置田的一段故事。这中间必定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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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和常州，有一段不解之缘，又对他一生不利，元祐八年（1093）五月，台官黄庆基告东坡五项罪状，常州买田，就是其中之一。东坡的答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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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题诗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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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月七日。见臣弟辙与臣言赵君锡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时，自有因依合具陈述，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当迤迤往常州，是时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帝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马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窃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题壁上以示人乎。又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敢挟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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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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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准尚书省札子。苏轼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于扬州僧寺留题诗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轼具留题因依，实封闻奏。右臣所有前件诗留题因依。臣已于今日早具札子奏闻讫。乞检会降付三省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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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晋授（黄州）团练副使，是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事。他于第二年（1080）正月，离开了住了一百天的诏狱，前往黄州——现在湖北的黄冈县——于二月一日到达。一直到七年（1084）四月才离开。一个壮志凌云的人，骤经打击——他这时44岁。五年的窜逐生活使他意兴阑珊，对仕途灰心。因之不断的求田问舍，想作一个乡下人，了此一生，也正是人情之常。他最初本想在武昌置田，但是没有成功。他在给陈季常的好几封信中，有一封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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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基所言，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与计还。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却来臣处昏赖争夺，臣即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根勘，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讫，其田依旧合是臣为主，牒臣照会。臣愍见小民无知，意在得财，臣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故于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今庆基乃言是本县断遣本人。显是诬罔，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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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往螺师店看田……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罢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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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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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谕武昌田，曲尽利害，非老成人，吾岂得闻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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