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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的《守溪长语》里，有这样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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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字景濂，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最久。后以老致仕。每值万寿节，则来京贺上与宴，恩数尤洽。一日，与登文楼，楼峻，涉级，踬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无来”。濂稽首谢，至明年万寿节前数日，上曰：“宋先生其来乎？”盖忘前语也。久之不至。曰：“其沮风乎？”使使视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视之家，濂方与乡人家会饮赋诗。上闻大怒，命即其家斩之。已而入宫上膳，孝慈命左右置蔬膳于侧。上问后何为食素？曰：“闻宋先生今日赐死，故为蔬食，以资冥福。”上感悟，遽起，命驾前双马驰赦之，曰：“不及罪死。”会前使阻风钱塘江，稍得延缓。后使至则已绑至市矣。宣诏得免。久之，其孙慎获罪，复执来京将杀之。后复力救曰：“田舍翁家请一先生，尚有终始。濂教太子诸王，可无师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遣至四川，憇某寺，有老衲，高僧也。濂与语曰：“吾闻内典，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为无愧。何至是哉？”僧曰：“比生于胜国，尝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夜遂自经死。”（商务影印“今汇献言”本，1页～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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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是正德元年到四年（1506—1509）的阁臣，王阳明十分尊重他，曾经有“王公深道，世未能尽也”的话（“明史”一八一王鏊传）。而这一段记载，是他笔记里的头一段，语气又十分肯定，毫无“传闻”、“疑似”的字眼，我们可以相信他必然认为有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肯如此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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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这段笔记，修《明史》的人，一定看见过的。《明史》一一三高皇后传，记载她这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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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艺文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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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像是根据《长语》写的。尤其最后八个字，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关于“失朝”获罪，和夔州“自经”两件事，“明史”就一字不提的予以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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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失朝”一节，我们还另外掌握着一段明人笔记。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上海有正民十四年本）第一卷，摘抄藏在神户某一图书馆许多明人抄本笔记中，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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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年，宋学士濂年老乞归，太祖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觐陛阶。”既归，每就太祖庆节，称贺如约。太祖眷念旧臣，亦恋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太祖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赦其罪。”太祖密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先是，濂尝授太子及诸王经。太子于是泣谏曰：“臣愚戇，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贷其死。”太祖怒曰：“俟汝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惧，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太祖且喜且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预汝乎？”因遍录救溺者。凡衣履濡水者，擢三级。解衣履者，皆斩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谒。然其怒卒未解也。会与后食，后具斋素。问其故，对曰：“妾闻宋先生坐罪，薄为作福佑之”。太祖艴然怒，投箸而起。濂至，令无相见，谪茂州。而竟杀璲慎。（卷一，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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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记载，和王鏊《长语》中所叙的，有两点不同。①“宋濂失朝”，和宋慎获罪，在《长语》中，是前后两件事，在此混而为一。②这里有太子泣谏和投水一节，《长语》不载。但是这一段笔记，修《明史》者，大概也是看过的。因为《明史》宋濂传明明说到“太子力救”（只是没有说到“投水”）。此外，《明史》高皇后传（卷一一三）里有“帝恻然投箸起”一句（1315页），也很像是从这里来的（不过《明史》为了回护太祖，就把“艴然”改成“恻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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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庆节失朝”一节——这是宋濂致死的主要关键——是不是事实呢？我相信是事实。我根据的有下面四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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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洪武十年致仕以前，宋濂是常常陪太祖吃饭的一位客人。《明史》宋传中有“每旦必令侍膳”的话。所以在临别依依时，约定每年来朝称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他十二年“来朝”，宋传也有记载。不幸文楼跌跤，太祖教他明年不要再来，而到时又忘掉了，以致产生了天大的误会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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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祖大概是很不喜欢人“失朝”的。早在洪武三年（1370），宋濂就曾经为了“失朝参”而被贬为编修（《明史》宋传）。不是十二年太祖有“明年可无来”的一句话，宋濂怎么敢到时不来。偏偏太祖把这句话忘掉了，而可巧他这一年又正要大作生日，《太祖实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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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九月乙巳，天寿圣节，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自是以为常”（中研院影印本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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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满朝文武”的大排场，而宋老先生偏偏“失约”缺席，怎么能使太祖不大掼其火而闹着要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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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守溪长语》和《梵天庐》的记载，因为有重要的差别，显然是出自不同的来源。但关于“庆节失朝”一节，则完全一致。而其详略不同之处，恰恰可以相互发明。又都是叙说得入情入理，不像是凭空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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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重要的理由，是宋濂被谪茂州，是十三年九月的事（《明史》太祖本纪），而太祖的生日，正是九月十八日。（《长语》中“其沮风乎？”一句，正适合这时候的天气。）若说没有“失朝”一节，宋濂只是受了宋慎介入“胡案”的牵累。那么胡案之发生，是在十三年正月，何以宋慎之被发现，不早不晚，恰恰在九月中呢？更重要的是：宋慎之成为胡党，根据的什么事实？何以史书上一点也没有交代？［譬如孙蕡之以“蓝党”论死，是因为他替蓝玉题过一幅画，《明史》（卷二八五孙传）就明白地予以指出。］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史》的前身，即王鸿绪编的《明史稿》，在这一段的叙述，和《明史》字字相同，只是《明史》中“坐胡惟庸党”五个字，在这里只是“获罪”两个字（文海影印本册三，178页）。可见王鸿绪——或其助手——是不以宋慎为胡党的。（如果宋慎确是胡党，王鸿绪没有特意遮盖的理由。而《明史》之故意说宋慎是胡党，乃是政治中“戴帽子”的传统手法，以为太祖开脱。）而且如果真的只是宋慎出了毛病，而宋濂自己并没有惹太祖生气，那么太祖为什么非要杀他——“帝欲置濂死”——不可呢？（这时候宋濂已经是七十一岁，太祖五十三岁，是常常在一起用膳的二十年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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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濂之夔府自经，王鏊更没有理由去无端捏造。因为曾任元朝编修一事，对于宋濂是不利的。而如果宋慎并无党胡之事，则宋濂之对老僧发牢骚，倒是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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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濂后来移葬成都，陆容的《菽园杂记》，有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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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殁夔府，葬莲花池山下。成化间墓坏，巡抚都御史池州孙公仁，为迁葬成都”（商务影印“今献汇言”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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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比《明史》宋传叙得详细。就是宋濂初葬是在莲花池的山下，而非什么“莲花山”；迁葬的是孙巡抚，而非蜀献王；而且是因为“墓坏”了，不是为了“慕名”。陆容是成化（1465—1487）间的进士（《明史》卷二八六有传），叙述成化年代的故事，自然是一个有力的“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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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达之死，《明史》一二五徐传里只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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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七年（1384）……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史》太祖本纪，闰十一月）。明年（1385）二月，疾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艺文本，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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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祯卿［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明史》卷二八六有传］在“剪胜野闻”里说，徐达背疽刚要好，太祖赏他号称对背疽最不利的蒸鹅吃，于是他不久就死了。（见吴晗《朱元璋传》，上海1951年本，201页）。《梵天庐丛录》有如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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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山王达病疽，疾笃，太祖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日久，病少瘥。太祖忽赐膳，徐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诸医逃去。未几，告薨。亟以上闻，太祖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命收斩医徒。夫人大哭出拜。太祖慰之曰：“嫂勿为后虑，有朕在”。“因周后事而去。”（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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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像似有一点文人的“渲染”。如果太祖真是“蓬跣道哭”，史书不会不予以详载的。但因为它没有提起“蒸鹅”显然是来自徐祯卿以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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