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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系好iPod出去晨跑，外头风景如画。这片橙黄大地如此丰饶，路旁女性兜售陶器与艺品，搭配色彩鲜艳的狮威啤酒（Skol）广告。但伊斯梅尔那番话萦绕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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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祖父两个人都是经历苦难活下来的。我跑着跑着泪流满面，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多么同情祖父，为他，为我们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尔和我祖父同为生还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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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待人是如此不公。”鲍勃·马利的歌声在耳边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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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袋里又闪过另一段童年记忆，是普珥节（Purim），庆祝古时犹太人逃过亚哈随鲁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图种族屠杀的阴谋。那时家里堆满礼物篮，里面满是食物、红酒、葡萄汁。父亲在客厅读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给大家听，按照犹太传统，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要制造噪音盖过去。念到哈曼恶计被揭发，与十个儿子一同被吊死的桥段，父亲得一口气念完，以强调犹太人复仇得胜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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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想问的是：复仇是光彩的事？别人伤害你，于是你伤害回去，这种光彩难道不是伪善、冤冤相报吗？时常有人以“威慑”来诠释司法制度行使暴力，问题是已经将230万人扔进监狱，犯罪问题却迟迟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观点，以犯行者的人生满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学者戴德丽·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违反道德伦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弥补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说，“但不能声称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于是反过来先加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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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惩罚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阵子。关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从脑袋里的数据库提取出许许多多与刑罚争议有关的文字。说是争议，正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宁（David Boonin）的精准描述：“国家机关对某人做出的处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为何因为此人违反所谓公正合理的法律，就会使得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变得符合道德标准？”监狱在多数人眼中是报复。然而，若矫治合理，报复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出来发声。“‘报复’是抽离人性的词，糟糕的是多数人视其为正道。报复的本质与犯罪无异，只是先后顺序不同。”他这么解释，“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较容易找到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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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罚是“社会定义为合法的集体暴力”，而犯罪则是“被定义为非法的个人暴力”。“刑罚不具预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会激发未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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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在刑罚过程中，我们迎接罪恶，并赋予它控制心灵的庞大权力。刑罚是回头看着过去，而宽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环，帮助我们不再受制于加害者造成的影响。因此有一句谚语说：争端止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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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转头，朝山丘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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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尔和我祖父。一个人浑身散发出放下之后的自由和平静，另一个执着要全世界陪他一起伤痛。许多研究提及宽恕对人有益，心存仇怨则健康受损，现在我亲眼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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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天还是没等到NAR组织取得参观监狱的许可，同时我焦急地观望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一家叫“洗车场”的餐厅里，我和朋友诺琳加入了大选守夜派对。来到卢旺达的第二夜我就与她结识，那天诺琳和一群来协助本地航空公司发展的外籍人士到这儿小聚。才24岁，又是基加利本地人的她，踩着高跟鞋、穿着无袖背心裙在夜色中露面，那模样让人以为自己看见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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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诺琳喝多以后，说起自己的故事：父母信仰基督新教五旬宗，禁止她阅读《圣经》以外的任何书籍，家中也不能有世俗音乐。诺琳一家是图西族人，1994年之前的小规模屠杀事件中就逃往乌干达，还改名换姓假扮胡图族。多年过后，他们与将近50万受迫害的同胞回归，却发现亲族几乎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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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琳说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口吻好像在描述刑期：她常常锁在房间里大哭，盼望自己有个正常的人生。好不容易她获得加拿大一所大学奖学金，兴高采烈地过去了，又讶异得知自己是方圆几里内唯一的黑人。她觉得遭到排挤，孤单寂寞，罹患严重忧郁症，沉溺酒精与药物，最后只好回国，可是依旧不肯与双亲同居，选择在国内大学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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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诺琳敞开心胸，我却暗自沉思所谓“受害者”三个字是不是太过简略，足以误导思考。想到受害者，我们以为罪行是单一的，但事实上，一桩罪的影响会向外扩散，波及周边每个人，乃至于家庭和小区，伤痛在整个网络中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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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想杀光所有胡图人。”诺琳自白道，也表示自己还是常常觉得愤怒，即便没有明确原因。有几次，晚上喝得太醉，被人踩到脚就会破口大骂对方是“他妈的死胡图人”，然后被店家找人给架出去。疗愈之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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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大地永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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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醒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CNN报道美国总统仍是奥巴马，但艾瑞克转述：“卢旺达矫治署说不行，这计划不可能核准。”程序使我们精疲力竭，我们的做法使矫治署官员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们不应该吩咐他们应该怎么做。这里他们说了算。我们应该求他们，而非吩咐他们。我听了很沮丧，行前艾瑞克还担保没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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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和玛丽谈谈看？”我拜托道。玛丽是矫治署署长。艾瑞克表示他试着安排双方下午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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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笔记本电脑，我拿了钱包去拜访一位“上帝的琼”（Jean de Dieu），他领导的组织是“平安：和平教育”（Shalom：Educating for Peace）——从人名到组织名，都在暴露希伯来文化背景。我一开始就担心遇上阻碍，所以持续追踪本地从事监狱改造服务的单位。琼与我在卢旺达随处可见的自助餐厅共进早餐，他笑起来露出大大的齿缝，一边笑一边介绍自己的背景。与许多人相同，琼目前靠这市场为生，至少是有此打算。他在南非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司法、和平与反贪腐行动之间的关联，于是成立组织针对这些领域给年轻一代提供课程。后来我得知琼是“混血儿”，母亲是图西族，父亲是胡图族。他妻子同样是两族通婚的孩子，在1994年失去母亲，与兄弟们躲在地下室好几周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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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参观和平村？”琼问。我说好，但压根儿不知道和平村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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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开着1981年的丰田汽车载我上路，车子外观和声音不像能熬过山路，而鲁林多省（Rulindo）距离基加利还有两小时车程。路上接了鲁林多的代表塔西斯先生以后，车子走走停停，最后抛锚。两人连声说无所谓，车子停路边改搭公交车就好。我听了背脊一凉，但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一定来得及让我回矫治署去见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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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一辆贴满切·格瓦拉图像的小巴，我差点儿被挤得坐上乘客大腿。路上风景美得令人惊叹，道路往山林高处绵延进入一片碧绿。巴士开进森林空地，周围松木嶙峋，鼓声流泻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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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300人聚集于此，他们坐在地上，身着宽大T恤，披着鲜艳布幔。前面几张椅子上坐了三个男人，一身松垮西装，头上却戴着牛仔帽。看来村民们早已等着客人，一看见我们就唱歌鼓掌。我也跟着拍手，然后勉强听得出一个字，“amahoro”，“和平”的意思。琼凑到我耳边翻译：“和平，团结，和解。埋葬种族屠杀思想，将它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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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村民集会，”他继续耳语，“他们正在计划官方和解周的活动，时间在这个月底，塔西斯过来督导。”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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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琼指着正在发言的年长村民，“正在说明村子的计划，包括种树、准备食物，还有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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