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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说得还算委婉。1997年矫治部长有意提供保险套给囚犯使用，此话一出竟导致狱警罢工抗议，监狱内起了暴动，16人死亡，部长因此下台。后来成立特殊囚区，被视为同性恋的囚犯就转移进去。由于牙买加人对同性恋极度恐惧排斥，所以监狱系统无法针对艾滋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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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囚犯只能每晚站着，直到家人有机会伸出援手。”乔治继续说：“我确实目睹不少拿刀捅人的事情，有时候起因是小事，例如踩到别人脚趾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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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个儿！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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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飞过半空，几个穿着卡其色囚服的人跑过来，卡拉开口问候。狱警一边制止其他人喧嚣，一边带我们走进牢房旁边的混凝土小屋，门在我们背后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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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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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环境很像卢济拉的图书馆，不过在这里是计算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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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22人，每周五天、每天在这里待上四小时，他们停下打字的手朝我露出微笑，有几个看起来应该没超过16岁。亮绿色墙壁上贴着海报，标语是“教育是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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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东西给你看。”卡拉打开旁边小门。哇噢！是一间超大更衣室，不对，是广播站，牙买加自由之声。房间里面贴满明星海报，有格雷戈里·艾萨克（Gregory Isaacs）、迈克尔·波顿（Michael Bolton）、夏奇（Shaggy）和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现在拿着麦克风的人是瑟拉诺（Serano），我认得这位音乐人，记录牙买加监狱音乐活动的《救赎之歌》（Songs of Redemption）介绍过他。看着他，我想起威尔逊，同样是大男孩的身体里住着老人的灵魂：瑟拉诺个头很矮，洋基队帽子和蜜桃色头巾底下窜出脏辫[5]，穿着耐克白色“空军一号”运动鞋，手表很大，感觉尺寸大了一倍。他的笑容也一样是两倍大，塞满整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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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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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粉丝哦。”我这么说。是真的，看了纪录片以后我十分欣赏他的歌声，就像贾·库尔一样在每个音符里勾勒出灵魂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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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看！”他对着麦克风说：“刚刚才提到《秘密》一书，‘我和我’[6]立刻就做了示范呢？ ‘我和我’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和世界联结，结果这位美丽小姐立刻出现了。大家要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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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播放纪录片原声带，我们趁机聊聊天，不过我的注意力一直被雷鬼音乐吸引过去，心思暂时离开这个密闭空间。当年多特里设计GP的时候，一定没想过会变成这样，他在1844年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对于牙买加第一座现代监狱的想象是：“除了槌子、斧头、锯子以外，没有其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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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卡拉又带我到隔壁的“文化中心”，就在计算机室旁边，也是混凝土建筑。舞台上有壁画，画的是鲍勃·马利和当代雷鬼女歌手伊芙莉卡女王（Queen Ifrica）。这里装置了巨大的音响，墙壁上吊着很多吉他，有个男人正在打邦戈鼓。参与音乐计划的囚犯可以录制歌曲发行，卡拉先前提到她很注意创作者有没有收到版税，可惜牙买加音乐产业制度错综复杂，谁能从中获益始终扑朔迷离。看起来多数人赚到的钱只够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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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狱警带我走进舞台旁边的录音间，老旧混音机上搁着过期的音乐杂志。“希望有机会扩建，”他开口说，“我自己也玩音乐，觉得这个矫治计划很不错，与狱友们合作起来也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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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去的时候经过教育区。“差不多有一般高中的程度了。”狱警这么形容。教室门上还如同殖民时代挂着一堆规定标语：“禁穿垮裤”“禁说粗话”“注重卫生”“裤头及腰”之类。卡拉领着我回到自由社会之前，我最后看见的是：“禁止逃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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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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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停车场等我，开车载我回到新金斯敦。“世界纷纷扰扰……”鲍勃·马利的哼唱声从汽车音响传出，我哼着，得到了一个悲哀结论：监狱音乐计划终究只是止痛药。乌干达的图书馆、牙买加的录音室都是同样的意象，也就是截肢以后贴个创可贴。只有很少数囚犯能够幸运参与。再说，与他们面对的巨大煎熬相比，计划效果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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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怎么微弱的功效总是有意义，不是吗？创可贴或许称不上治疗，但也能够止血。关于监狱内的文字或音乐创作，研究始终认为能带来正面转变。1983年调查发现，加州囚犯若参与艺术类教育计划，申请假释的成功率会提高74%。南非的数据指出，青年出狱后参加音乐教育活动，前6个月再犯率仅9%，拉长到一年则降为零。纽约艺术矫治方案也有好成果，许多个案展现正面思考，愤怒程度下降，违法频率也低了很多，客观评估也认同他们性格变得可靠，社交能力成熟，愿意为团体福祉牺牲个人需求。音乐教育家威廉·范·德·沃尔（Willem Van de Wall）以音乐帮助囚犯建立归属感和忠诚感为主题发表了许多文章，以色列音乐教授拉雅·希尔博（Laya Silber）也在女性囚犯合唱团员中观察到，音乐帮助她们去倾听，建立新的联系，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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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瑟拉诺那大得不可思议的笑容，我脑海中浮现他在文化中心舞台上表演的片段，精彩极了。然而，他后来在热烈掌声中走下舞台，将自己锁在录音间无法克制地啜泣。“太激动了，”他哭着说，“贾·库尔早就认识到……音乐会创造灵魂和自我，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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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有宣泄情绪、净化心灵的作用，同时也传达了美感。可是监狱本身并不美，无论囚犯写出如何美妙的文字或乐曲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音乐会、写作课结束之后，指导者如我回到了自由世界时，心里想着那些聪明伶俐、心怀感激、活泼可爱的学生们时，他们却仍要回到牢笼，面对各种黑暗。让人活得像人，却只有每周的几小时，是不是太残酷了？这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广，成了讨论监狱艺术活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8]。创可贴使人一时忘记化脓的伤口，更糟的是令人误以为已经妥善处理伤口。若以乌干达和牙买加监狱内的惨况而言，或许不要粉饰太平，该流的血就流出来给大众看见，反而才有机会找出病根，真正着手治疗。毕竟问题累积太久，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像货物一样囤积在狭小空间里，只因为他们没钱贿赂体制。这灾难绝非“矫治”二字能掩盖，贫困与犯罪肇因于腐败的司法系统和骇人的财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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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不只是乌干达和牙买加，太多地方陷入同样的困境。乔纳森在南非努力的修复式正义，就很多面向来看依旧只是“创可贴”等级，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能够将基于报复的司法转变为以修复为导向，但文艺活动作为独立的项目则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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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牙买加时，我的心情和离开乌干达时一样大受挫折。将艺术带进监狱毫无疑问立意良善，可惜对于几近饿死的体制来说，犹如面包屑一般微不足道，还可能成为烟幕弹妨碍我们看清大局，忘记真正症结是在司法系统，在建立安全和人道的收容环境上，而现在的监狱根本不合格。要改变局势，不是拼拼凑凑、修修补补就能有所作为，必须勇于追求愿景。我喜爱艺术，然而在通往愿景的路上，艺术说不定是绊脚石，因为它恰如其分：美得叫人目眩神迷，一时半会忘却了现实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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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d Stuy”是纽约人对“Bedford-Stuyvesant”（贝德福大道和斯图文森高地）这个区域的称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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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干达是该地古王国，直到1894年才正式由英国殖民并改名为乌干达（以斯瓦希里语发音的布干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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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名为“Huddie William Ledbetter”，外号铅肚的来源众说纷纭，可能与姓氏发音、在监狱中展现过人体魄、南方黑人饮酒习惯等等有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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