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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周后来我还在思考自己所见所闻，就顺便去做了一趟云端漫步。新加坡确实提供了观光客走在天空的机会，滨海湾花园有个区域叫做“云雾林”，景色之壮观前所未见。我一边闪躲正在自拍的韩国游客，一边暗忖：能够人工制造生态圈的国家，有能力打造零缺点的刑事司法系统好像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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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的需求不高，犯罪率近期又降低4.3%，为30年来的新低。晚上我走在昏暗但迷人的唐人街，感受到良好治安多么可贵，想起7年前第一次为研讨会短暂到访就留下深刻印象。那次我在购物中心里面付了20元钞票，可是店员以为是1元，所以没找钱。我提出以后，她问了联络电话，表示当天收款机结算后会通知我。哼，是吗？我内心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不怎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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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1分，我的电话真的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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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找到您的19元了。”听到话筒传来这句话，我当下呆掉，很难想象居住在大家如此守法的国家是什么感受。而这次我有机会和当地人聊天，他们的反应是新加坡像“有空调的国家”，大家被宠坏了，生活里只有第一世界的问题[5]。费玲也说新加坡人只要周末去马来西亚买个东西，回来就会觉得家乡真好。“不去外面看看，不知道治安和经济得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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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新加坡政府透过许多渠道宣扬国家成就是个奇迹。“一个海岛城邦如果平凡无奇就难以生存。”李光耀在1959年经选举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我在当地书店买了一本他的著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花了一个下午在海滩边仔细读完。“我们必须更团结、更有韧性，也更具适应力，事情做得比邻国更好但是更便宜，这样才能跟别人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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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局势对李光耀很不利，接连受到英国与马来西亚统治，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内需市场，人民教育水平低下，几乎完全倚靠英国补助存活。岛国夹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两个相对大上许多的国家间，必须应付随之而起的种族融合问题——大约75%为华人、14%为马来人、还有7%印度人。1964年曾因种族问题起了暴动，但在李光耀领导下国内风气逐渐和平，人均GDP在1959年为400美元，到了2012年飞跃至5205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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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做法是规划基础建设，设立经济发展银行和产业园区吸引欧美投资，提高公务人员薪资，力求减少贪腐；融合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合作。拥有居住权的人会自认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新加坡政府提供公营住宅，价格合理，等候时间很少超过半年，还通过住居分配增进族群融合。李光耀不屑的不只是外国援助，还有社会福利机构，他选择以小区中心和便民服务为主轴，并且美化机场和市容，营造投资人眼中良好的第一印象，兴起绿化运动，政府设置团队专门整理花园、种植树木，后来除了禁绝香烟广告，还禁止口香糖，甚至推动人民戒除“第三世界恶习”，例如随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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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李光耀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忘记了新加坡和旅程起点卢旺达的一个关联点：保罗·卡加梅总统公开表示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将效法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新加坡，许多制度参考了李光耀的施政。所以卡加梅也以投资环境和防弊为重心，建立支持高科技的基础建设等等。无论新加坡公民还是卢旺达公民，都享有健康保险和受教育通道，国家追求效率和产能，两个国家也都在所处地理区域成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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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知道作为例外是得付出代价的，社会经济稳定的“绿洲”需要成本，比方说无论规模大小，总是会有限制社会自由的政策，卢旺达禁用塑料袋，新加坡禁嚼口香糖，政府插手媒体并控管言论自由。“就算成为‘保姆国家’[6]，”李光耀在书中响应批判，“我仍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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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到一个本地网站讽刺新加坡政府的保姆心态，列出许多新加坡特色，第42条形容国家效率：“只要看不到巴士、火车或通关需要等多久的告示就会生气。”其他几条却道出人民付出的代价，像第10条：“失去批判高位者的能力，即便他们真的错了。”第55条：“必须同意政府设定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形态，并因此决定你能分配到的住宅和付出的价格。”以及第27条：“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成为21世纪有竞争力的国家’就合理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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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条力量特别强大：为了成为一个美好的例外，公民必须忍受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入邻国处境。因为战战兢兢，所以很多事情变得不必讨论：你们愿意遇上大屠杀吗？喜欢种族暴动？想要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刚果那样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不要的话，就相信政府，别过问太多，免得好日子一夕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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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在旅馆外面的沙嗲摊思考李光耀缔造的伟大社会体制，而且透过纽约的朋友认识了本地两位思想先进的法律系学生，他们正倡议废除死刑，之后还要倡议废除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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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一个难，”达米安说，“新加坡人对严刑峻法、特别是肉刑太过习以为常，觉得好像小孩子不乖就要管教那样，很少人仔细思考刑罚背后的真正意义。我们计划先释出照片。你有没有看过鞭刑？知不知道现场是真的会有肉末飞溅出来？”他露出恶心的表情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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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呢，会指着美国那边说，你们看看，有人冲进学校扫射，有人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你们要的难道是那种生活？美国就是民主过了头，假如大家不想遇上那些惨剧，不希望犯罪率一直提高，就乖乖闭嘴，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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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在卢旺达和新加坡如是，在澳大利亚以至于美国也一样——于是催生出大规模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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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还是必须说这样的安全、舒适和生活形态得来不易。例如在新加坡可从来不必像是在乌干达那样，每趟出租车都要花很大力气讨价还价，在这里出租车计费表全部死锁且受到管制。虽然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实际上却大大影响生活质量。达米安听了点点头，也明白新加坡人确实面对两难。后来好一阵子我们只是默默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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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惊讶他们居然会让你和囚犯对话。”要道别之前达米安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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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事实上也不算是讲到话，毕竟监狱之旅到目前阶段，与囚犯互动最少的就是卢旺达和新加坡。想来并不奇怪，囚犯在最要求完美社会的国家中被化约为毒瘤，妨碍原本顺畅的政治机器运作，因此必须隔离、处罚、矫正，并且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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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没机会和囚犯相处，我有一整个下午都花在电视的假犯人身上。那是电视广告，和我之前看见上班族被铁链和铁球绊住的那部影片一样，由名为“黄丝带计划”（Yellow Ribbon Project）的团体制作，他们的团体已经有10年历史，宗旨是通过公关宣传帮助出狱者也提供超过200万美元的奖助金，还有与3800多个雇主合作的人才库，小区伙伴更超过一千位。为增进主流大众对出狱人士的接纳，黄丝带计划发布广告影片，设置广告牌，定期举办活动，最密集的时间是在9月，他们定为“黄丝带月”。多年来黄丝带计划透过音乐和电影欣赏、时尚展演、出版诗集或音乐专辑、监狱艺术创作展览还有手机应用程序与社会互动，已经发出数百万枚黄丝带饰品给民众别在领口，象征对出狱人士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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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倒也不是刻意要跟上丝带风潮，像是粉红丝带、红丝带之类的。”黄丝带的营销主任阿仁这么说。其实计划名称是大概十年前由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首席执行官所构思，他因为去了一趟卡拉OK而得到灵感。那时候托尼·奥兰多（Tony Orlando）演唱的老歌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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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好比坐牢，钥匙在爱人手中，只要一条黄丝带，我就能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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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信回家，请她给老橡树系上黄丝带；已经过了三年，不知你是否仍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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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其实是描述打完仗回故乡的老兵，不过两者的相似度如此显著：退役老兵和获释囚犯都是创伤的存活者，重返平民生活的道路需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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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我们都有新一波的宣传。”阿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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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全年推动？”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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