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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怎样的小区？”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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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就一般人吧。我们说是中心地带。也有有钱人，不过和滨海湾或你们那边的比佛利山不是同一个等级。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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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那边会说‘NIMBY’，就是‘别在我家后院’ （Not in my backyard）。大家口口声声需要监狱、中途之家或游民收容所，但又没有人希望这些设施在自己住的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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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很麻烦，”负责人开口就先叹气，“找不到愿意赞助的单位。如果是老人或孤儿反而简单。”他手往地面一比，“罪犯、有前科的人是最底层，亚洲文化并不主张帮助释囚康复。‘天助自助者’，大家会这样告诉我们，‘自立自强’。”我想到美国也有同样令人胆寒的保守派，他们完全不认为社会应当提供援助，觉得“拉自己一把”这种天真信念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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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之后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的会议室，四个穿红褐色制服的男子进来面谈，负责人提议让我们独处聊天。“我们不在，他们比较能打开话匣子吧。”然而，新加坡矫治事业部派遣的随行人员有其顾虑，还是坚持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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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人都有毒品前科，一开始眼神充满不安。聊了以后我得知金兴已经出狱三周，但脸上表情和电视广告里的上班族一样焦虑落寞，而重获自由已经超过两个月的孙恭态度也没有比较开朗。他们两人还显得战战兢兢，回话时都只有一两个字，显然希望这种官方安排的会谈能尽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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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人是住久了以后留下来的，比较能敞开心胸说话。阿山坐了6年牢，在中途之家工作2年；加里前后进出监狱6次，但已经19年没再回去，前排门牙不见，头顶上也只剩下几根灰白头发。我提出一个在纽约也常问学生的问题：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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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中的工作？”孙恭复述一遍，像是我无法理解一样：“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梦想不梦想，能不再碰毒品就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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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自己当老板的话，做什么都好。”金兴回答得简单。阿山也点头道：“没想过这件事。梦想中的工作？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当老板吧……不知道。”他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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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呢？ “警察，或者去参选。”他忽然笑了起来：“不过这辈子别想了，有前科的人没办法当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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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政治主张是？”我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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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盯着我。“新加坡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他回答，“是毒品。你们那边有毒瘾的人可以勒戒，我们只有中途之家和监狱两个选择。”随我来的公务员显得局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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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罪犯，”加里继续说：“我伤害的人只是自己，结果还是被隔绝。但是监狱无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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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力帮助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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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回家也没有公司愿意收，只剩下一些劳动工作，厨房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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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个状况公平吗？”我转头问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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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用了海洛因，那是违法的。”阿山双手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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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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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就是法律。现在身份不一样，要是再进监狱就会被关7年到13年，所以我得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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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凑近我。“你何不问问他们为什么接触帮派和毒品呢？”他态度有点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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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坏朋友。”阿山回答：“年纪很轻就受到其他人煽动加入帮派。”金兴和孙恭点头附和，也提到同侪压力和交友圈问题，但是听起来好像排练过的家庭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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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里按捺不住。“我为什么碰毒品？”他脱口而出，语气急躁：“因为毒品很好啊！你有用过吗？感觉飘飘欲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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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着看政府派来的人如何制止，不过加里还是大剌剌说出内心话：“我觉得干脆用药合法化就好啦！有何不可呢？反正在新加坡就是一场闹剧，就算进了监狱也没有勒戒治疗。会处罚，但是不帮你。‘拒绝毒品就是了’，里头的人只会这样告诉你。真好笑。美国就不用说了，连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勒戒中心啊，为什么这里只有中途之家？谁也没帮到我，是我自己下定决心改变才终于摆脱毒瘾，但是太迟了，人生已经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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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怒吼是一股清流。新加坡的毒品法令比泰国还严苛，历史追溯到19世纪时殖民政府极力设法杜绝华人移民的“偏差行为”，也就是鸦片生意。时至今日，吸食毒品依旧初犯就会被处一年以上徒刑，携带极小分量，如30克大麻，即构成走私贩毒，一间房子里面若藏有毒品，则全部持有钥匙的人都视为罪犯。只是待在吸毒者附近，警察就可以加以拘捕，警方认为“有嫌疑”的情况下无需搜索票就可以针对个人或房屋进行搜查并当场要求验尿。2012年才刚修法，仅负责运毒、愿意配合警方，及判定为精神问题的人不再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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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加里的话语中能看到本地法律事实上有多么不公平。假如连治疗机构都不存在，为什么可以随意处罚？虽说就算在美国，毒品勒戒疗程有时没成效又价格高昂，但至少有个机会：数据看来，配合药物辅助的行为治疗有其作用，做法是协助成瘾者认识到处罚毒瘾的原因、毒瘾发作时的紧急处理、提供诱因或奖励使成瘾者不要越陷越深等等。在新加坡几乎没有戒毒这种事情，因为会直接被关进监狱，就算先寻求医师协助，法律也规定医师必须主动通报中央毒品管制局，之后毒瘾者还是被锁定监控，数年内随时可能被要求检验。在这种前提下，毒瘾者怎么愿意寻求专业治疗？情绪激动的加里和另外三人离开，我留在会议室内收拾笔记时，阿山偷偷摸摸回来，东张西望以后轻声说：“你知道吗，B区的状况其实比旧监狱糟糕很多。”他告诉我：“没空调就算了，连电灯都很少。我们为什么皮肤都很白，是因为根本不能到室外，连续5年，甚至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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