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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的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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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鞭笞与惩罚对社会秩序未能产生持久影响，而黑死病则做到了。人类埋葬了逝者，开始重整破碎的文明。显而易见，劳动力（熟练技工，甚至普通农民）已变得极其匮乏，根本无法满足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幸存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劳动力已变得如此稀缺宝贵，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待价而沽。通货急剧膨胀，国王、贵族、地方权贵害怕丧失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竭尽全力试图维持对经济和底层民众的控制，为此挖空心思使出种种招数。他们制定法规，规定工资与物价务必保持在1346年之前的水平；所有60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接受任何愿意付钱的人提供的任何工作；提高工资者将被监禁或罚款；若工人辞工去寻找报酬更高的工作，当局会将他们用锁链拴住，监禁并殴打，只给他们提供面包与水，直到他们吸取教训为止；再犯者，在其胸膛上烙上“V”字母（“vagabond”的缩写，意思是“流浪者”），或“F”字母（“falsehood”的缩写，代表“说谎者”）。甚至施舍穷人（食物或钱财）都成为非法。为维持旧的社会制度，各式各样的法律匆忙出炉，整个欧洲普遍颁行了禁止奢侈浪费的法规。它规定任何人穿着打扮不得高于其社会地位。法规对平民大众服饰的质料、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必须安分守己，否则稍有逾越便会受到公开惩罚，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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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措施失效，另一个方案随之出台。由于劳工法规与禁奢法未能制服劳工阶层，英国议会在1381年通过一项新税，即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每个人需缴1便士的人头税。民众哗然，这已是不到一年间议会第2次开征新税。再加上此前政府采取的种种严厉措施，民众的各种新仇旧恨迅速堆积，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肯特郡与埃塞克斯郡的农民揭竿而起，在瓦特·泰勒（Walter Tyler）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带领下，他们劫掠乡村，夷平了曼彻斯特城堡，横扫伦敦，对于挡道之人格杀勿论。他们洗劫了伦敦塔，并杀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财政大臣，然后拎着两人的首级在城中街道上示众。14岁的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以少见的英勇接见了泰勒与他的暴民，谈判的目的是休战。幼王允诺，倘若他们放下武器就立即废除新税，赋予农民更多自由，废除农奴制，且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但泰勒想要的是国王的性命，刺杀未遂，泰勒命殒阶下。暴民安静地作鸟兽散。无疑，理查德的话语是有诚意的，但毕竟呼声微弱，不具备法律效力，枢密院迫使国王背信了誓约。在回复农民代表时的演讲中，他说：“你们生来是农奴和农民，以后仍将如此。”显然，这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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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来给罪犯身上烫上烙印的工具。标记通常烙在肩膀上或肩膀边缘，有时候（依据当地文化和犯人的罪行）也烙在面颊或额头。烙印是代表他或她所犯罪行的字母或标志，这使他们很容易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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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未成年时曾一度非常开明，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残酷现实终于使他变得和大臣们一样冷酷无情。1383年，爱尔兰的一名修道士觐见国王，当场指控兰开斯特公爵谋反。理查德是否调查此事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个厚颜无耻的修士的处置被记录了下来。“何兰德勋爵和亨利·格瑞恩尼爵士来到修士面前，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的同伙身上，将修士从地上吊起，肚子上拴上一块巨石，在重力作用下他被紧紧勒住，再加上同伙们的重量，绳子勒得越来越紧，使他的脊柱慢慢碎裂，在3种酷刑折磨下，可怜的人很快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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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590年前后的一幅荷兰雕刻的细节。它是一系列展示1576年11月西班牙对安特卫普新教徒进行的大屠杀的53幅雕刻作品之一。从图中可以看到3个受害者被悬吊起来拷打。男人被用绳子系住阴茎悬吊起来，女人用绳子系在乳房上吊起，后面那个人被绳子绑住手腕。受害者所承受的极大痛苦已经在图片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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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末年（1399年），政府对各种轻微犯罪已完全失控。为了惩罚那些顽固不化、禀性难移的惯犯，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城镇乡村都建有足枷装置。和过去一样，足枷是一种非伤害性惩罚，它满足了民众对公开惩罚场景的观赏欲望。还有一种“套脖”（Jaggs）刑具，其公开性稍逊于足枷，但效果相差无几。它由一根固定在当地教堂墙上的长链和连在链子上的铁项圈组成。犯错的人，尤其是违反教会法规的人，被长时间锁在这个刑具里，让他在这里思过忏悔。类似的铁项圈和禁锢器械广泛运用于城堡的地牢里。在卡丽莎城堡（Carlisle Castle），连在项圈上的铁链非常短，以至于如果犯人不慎从石板床上跌落，难逃被当场勒死的命运。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发生，有些地方专门把犯人的腰部、手腕或脚踝用铁圈固定在墙壁上——这样犯人就不会从床上滚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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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装置用来锁住犯人的颈部，用绳子拴在墙、柱子或类似的固定物上。无论在公开场合（如教堂或城市广场）还是私下场合（如监狱或地牢），它通常都是一种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的残酷禁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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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足枷与锁链外，还有专门为教训一下那些令人讨厌的泼妇而设计的装置。“大便椅”（Chucking stool）用来惩罚泼妇和刻薄的家庭主妇——把那些不停唠叨满嘴抱怨的庸俗女人绑在椅子上游街，让她们忍受路上看热闹行人的嘲笑辱骂以及投掷来的垃圾。为尽可能地羞辱她，椅子的底部是空的，在坐上去之前，特意撩起她的裙子，这样让她的屁股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各式各样猥琐的目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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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泼妇还有另外一招，即“泼妇笼头”（Scold’s Bridle）。把一个丑陋不堪的小铁笼子，用皮带固定在女人的头上，头盔的面部有一个向里伸出的铁塞口，正好塞在嘴里，使受刑者无法口吐恶言。该装置通常导致面颊、舌头严重割伤。一旦固定好笼头，她将被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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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椅”（Ducking Stool）用来对付更为顽劣的女人。它专门用来惩治道德败坏的女人和“大便椅”仍然威慑不了的多嘴女人。“浸水椅”悬浮在当地的臭水塘里，给被绑在凳子的女人上了一堂免费游泳课。倘若她被疑为女巫，那么浸在水中的时间会更长。在此过程中，倘若她在水中浮起（就像洗礼之水那样，在这里，池塘的水是神圣之水的隐喻）——意味着水拒绝接受这个邪恶之人；若她沉没，代表被水接纳，表明是无辜的，等最终判决出炉时，她可能早已淹死，但至少死得清白。15世纪，颈手枷也广泛使用。那些打架斗殴、长期酗酒、传播谣言（尤其是针对政府官员或贵族家庭）、诽谤、公然违反公平交易规则的人，通常会被带枷示众。他们的头和手固定在颈手枷的木框中，暴露在公众蔑视的目光中，时间长短不等，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对于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坚持以流浪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标准刑罚是把犯人脱光，绑在马车后面，拖拉着他穿街过巷，一路上不停地鞭打他，直到鲜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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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5世纪，处决死刑犯最常用的方式是绞刑（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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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展示了对穷人家中过于懒惰的妇女的惩罚，它和“大便椅”相似，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来自被孤立以及暴露于公众的嘲笑中。“大便椅”刑罚一般在公开的交易广场进行，而这里是济贫院的公共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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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们从19世纪的老照片和西部电影中看到的绞刑不同，犯人不是忽然从地板上的活动板门跌落，折断脖子瞬间死亡。19世纪中期之前的所有绞刑都是缓慢的、痛苦的、可怖的事情。犯人不是掉进活动板门，而是被直接吊到空中，他在绞索里不断挣扎，直到窒息而死。对于那些健壮之人尤其是颈部肌肉发达的人，痛苦的折磨可长达20分钟。和早期不同，到15世纪，对死刑犯施行绞刑不再是王室法庭的专利；所有村镇都设有绞刑架，通常处决那些犯了谋杀、大宗偷盗、从当地民兵团开溜、伪造、纵火以及其他罪行的人。虽然这些绞刑台始终事务繁忙，但仍满足不了公众对司法的需求。1429年，一个受到谋杀罪名指控的女人，被当地一群愤怒的女人逮住并采用私刑处死。这是英格兰有记录的首次未经任何审判而绞死一个人。虽然司法手段简单粗暴，但是英格兰社会结构仍在经历更为深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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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的鞭刑与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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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55年到1485年的30年间，英格兰贵族陷入内部争战，即著名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为争夺王位，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和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以及各自家族的雇佣兵大打出手。战争横扫英格兰乡村，权力的天平忽起忽落，王位多次易手，直到相关贵族家族的血脉被屠杀殆尽。1485年8月，声称自己为兰开斯特家族血统的最后幸存者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率领着一支军队，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打败了国王理查德二世的军队。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Henry VII）初登王位时，整个王国的秩序荡然无存。在他即位几个月后，一个威尼斯驻英国公使如此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盗贼和抢劫犯如过江之鲫，除了大白天，很少有人敢冒险在乡村行走，在城镇，夜行者更是少之又少，在伦敦的夜晚，行人几乎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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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动荡的几十年间，地方司法机关之腐败几乎超乎想象。只要能弄到钱，他们就随心所欲地陷害无辜，释放危险罪犯。在腐败尚未波及的地方，不称职的无能之辈比比皆是。为防止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侵蚀社会肌体，教会通常为请求保护的人提供庇护。即使那些未寻求庇护的人也可以通过托称“受益于神职人员的身份”而逃脱惩罚——也就是说，不管受指控的人是否被授以圣职，只要他宣称服务于上帝即可。在一个除了神职人员之外普遍是文盲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证明神职人员身份的，便是吟诵圣经《诗篇》（Psalms）第51篇的首句：“上帝垂怜于我，用你的爱与善，用你如海的怜悯仁慈，洗去我的罪与污。”狡黠的罪犯提前花心思记住这几句，并手握圣经，装模作样地读出来。这一切的后果便是世俗法庭失去对神职人员的控制。教会法庭没有处决权，甚至很少有监禁权，忏悔与苦行成了教会里唯一可行的惩罚——除此之外的任何惩罚，都应由上帝来施行。从此以后，很多人借此合法地成为了神职人员，从而为罪犯提供了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巨大漏洞。不过这对亨利七世和大法官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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