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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期，分赃制导致了大量的政府腐败和低效率；毕竟，竞选有方的未必具备治理才能。进步党（Progressives）运动对美国的政党体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1883年的《公民服务法》建立了美国的文官考试系统，极大缩小了分赃制的范围与作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分赃制仅限于部级行政领导——这一般被认为对政府信任以及政策制定与贯彻的一致性是必要的。由于公务系统的改革并没有配套政党制度的更新，致使美国的政党与民主受到严重打击。普朗奇的预言被证明是对的：美国政党的运转依赖“分赃制”。一旦公务改革削弱了这一制度，美国政党就分崩离析，而美国民主也不能维持下去。公民服务改革体现了美国政党制度内在的缺陷，而对这些缺陷的制度弥补至今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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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赃制导致政府腐败和低效率。进步党运动建立了文官考试系统，极大缩小了分赃范围，但也同时打击了政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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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政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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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党主要以地方组织为基础。每个政府阶层都存在政党的委员会。总的说来，美国的政党力量较为薄弱：党员既无标准，又无责任参与政党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政党内部缺乏团结。在组织结构上，政党缺乏集中领导能力来制订国家政策。因此，在地方上，政党控制从上至下；在联邦范围内，政党联合从下到上。政党内部根据地域分成多个不同的利益派别，只是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些派系才来到一起，通过利益妥协达成暂时的联盟。内部组织的松散和分赃制的削弱使选民的政治参与骤然下降，以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选举参与率只有现代西欧的1/3至2/5之间。因此，正是在现代工业化产生社会危机时期，美国的政党开始衰落。这和进步党同时从几个方面削弱政党发展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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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党的衰落导致参与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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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许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和对多数民主专制的恐惧，进步党不欢迎激烈的政党竞争与广泛的大众参与。各州开始要求选民事先进行个人选举登记，为大众政治参与设置了起始障碍。这一要求对社会中上层无甚影响，但在北部城市对下层居民构成严重障碍；对于在南部农村刚获得公民权的黑人，这种障碍几乎不可逾越。其次，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会议之前，增加了地方直接初选制度。原来，党员在地方会议上选举党员代表团，代表团然后再决定总统候选人；这种程序使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由地方政党领袖控制。现在，党员在初选会议上直接选举总统候选人，使地方政党领袖失去了提名候选人的权力。最后，进步党引进了“澳大利亚选票”制度，使得选民“分票”和“分裂政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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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选票”制度的引入使得选民“分票”和“分裂政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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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澳大利亚选票”与“分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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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澳大利亚选票”（Australian ballot）制度，就是指秘密投票制度。政府先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单印在选票上，由选民投票后放入统一的票箱。这项制度由澳大利亚首先采纳，故以此命名。在以前，美国选民投的是政党发到手中的“党票”，且两党的票箱是分开的，因而选民投哪个党或哪个候选人的票“一目了然”。在那时候，候选人贿赂选民投自己票的做法极为普遍，然后候选人可以监督“受贿者”履行其“承诺”。采取澳大利亚选票制以后，监督履行不再可能，因为候选人不知道选民在放入统一票箱的无记名票上投了谁的票，因而候选人也不再有理性动机去贿赂选民。因此，澳大利亚的秘密投票制度给予选民以更大的自由，并自然消灭了贿选，但同时因减少了政党对选民的影响而使“分票”现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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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选票”制度解决了贿选问题，但也减少了政党对选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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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分票”（split ticket），是指同一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一党的票，而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却投另一党的票，或在国会选举中投一个党的众议院候选人，而投另一个党的参议院候选人。以前，选票由政党印刷分发到选民手里，且只包括该党的候选人；由于投票活动仅是半公开的，选民分票颇为困难。现在，政府准备的选票不分党派，它们包括所有竞选人的名字；这种无党派选票使现代选民分票变得容易。这类现象的普遍化代表了选民对政党认同意识的下降，标志着美国政党力量的衰落。它使得美国出现了“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总统由一个政党统治，国会多数则由另一个政党控制，甚至国会的两院分属两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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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票”是指同一选民在不同机构的选举中投不同政党的票，从而产生了“分裂政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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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澳大利亚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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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可以在同一张选票选举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且选民的选择受秘密选举规则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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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分裂政府”的现象对传统的“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概念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实行“澳大利亚选票”以及秘密投票制度？是否可能使之和政府统一原则及需要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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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后，进步党时期削弱美国政党的一系列措施终于在统计数据上显示了效果。路维在《个人总统》中指出，政党组织的衰落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澳大利亚选票制度使选民分票轻而易举。从1942年到1972年，在投票中选择同一政党的总统与国会议员的选民比例从62%下降到38%。在1980年这个比例是37%；当年里根获选就是因为他获得了28%的民主党选民支持，而卡特却只获得1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裂政府”的现象已成为常规。（Lowi，1985：80—86）2000年，在共和党候选人布什险胜戈尔当选总统的同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改选中占了微弱多数。只是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出乎意料的失利才使共和党同时掌握了总统和国会两院的多数。这是美国政治自半个世纪以来难得的统一，而其能维持多久现在尚难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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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和国会通常由不同党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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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党组织的结果是“投票选民消失”：参与选举的选民比例显著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总统选举的参与率保持在70%，而国会在总统选举年和非总统选举年的参与率则分别在50%与65%上下。但70年代参与率陡降，总统选举的参与率勉强超过50%。1988年，只有半数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参加了总统选举；国会选举的参与率则更低。各州行政首脑通常只由1/3至2/5的选民选出。1976年，纽约市的联邦政府选举的参与率达到150年以来的最低点（42%），次年的市长选举达到自1834年的第一次选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因此，如果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公民缺乏真正的民主选举权，那么拥有这种权利的美国人却似乎不太看重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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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纳姆指出，政党组织的衰落不但造成选民参与下降，同时也产生了“阶级扭曲”（class skew）。对于那些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选民来说，政党是提供这些选民计算参与功利的重要捷径。由于获得政治信息的能力本身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政党宣传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信息。因此，政党作用的消失不但降低了选民的整体参与，也使原来就笃信命运、不信政治、倾向弃权的下层更少参与。美国从70年代开始的统治危机，要求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改变政治观念，并改革政党结构，使之能把近一半“消失了的选民”带回政治过程。只有这样，“美国的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全体选民的利益——而非某些阶层的特殊利益。近年来，美国的政党力量有所恢复，但由于政党制度未发生根本改革，这种恢复能否持久，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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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组织的衰落不但造成选民参与下降，同时也产生了“阶级扭曲”，使社会下层更倾向于放弃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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