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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种政党和国家关系的对立观点之间，联邦宪政法院采取了一种中间态度。由于政党在现代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法院在历年来发展了“政党国体”理论（德文Parteienstaat）。如果公民的结社自由受到第9条的保护与限制，那么政党地位则被提高到普通组织之上。在《基本法》建立初期，宪政法院曾一度把政党和国家机构等同看待。但在1954年的联席决定中，法院把政党确定为“宪法机构”：“通过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愿的过程，政党作为宪法机构而发挥职能。政党主要通过参与议会选举，来行使这项第21条所保障的权利。如果政党在这一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为这项来自我们宪政特殊职能的权利而奋斗，那么它们就有权在本院的宪政程序中行使其［自身作为宪法机构之权利］。”既然如此，不论政党是否“国家机构”，政党活动直接受制于宪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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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法院最后把政党确定为“宪法机构”，因而其活动直接受制于宪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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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政党主要是为了赢得选举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对于选民和候选人而言，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是筹集财政资助和扩大媒介影响。为了保证民主的顺利运行，德国政党的相当一部分资助直接来自国家，且由于主要媒介为公共所有，符合标准的政党有权为竞选的目的而获得一定的免费播音时间。这使得政党的财政资助和媒介行为直接受制于宪法控制（为什么？）。同时，为了防止政党滥用权力以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法》授权联邦政府取缔某些极端党派。取缔行为当然也受制于宪法和宪政法院的控制。以下，我们探讨影响政党实际运作的三个重要问题：财政资助、大众媒介、政党的内部组织及其宪法限制。德国宪政法院对这三个问题都发表过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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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政党滥用权力以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法》授权联邦政府取缔某些极端党派。取缔行为受制于宪法和宪政法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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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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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政党的有效运行，最关键的莫过于财政来源。如果政党是一架机器，那么财政资助就是维持这架机器运转的燃料。简言之，政党的组织机构、选民联络、广告宣传等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金钱。而要提供这些开销，只靠成员的党费或捐款是远远不够的。政党还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社会或国家的广泛资助。如何以合宪与合法手段去获得充分资助，乃是每个政党机构所必须考虑的中心策略问题。在此，我们针对《基本法》所保障的政党机会平等之原则，分别讨论宪政法院对公民和国家提供政党资助所施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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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助对政党活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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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政党之间的有效竞争，并避免使它们过分依赖利益集团，国家可以为政党提供资助。公共资助无须平均分配于各党；它们的分配可以适合每个政党的选民实力。但法院告诫说，这类公共资助不得加剧现有政党在竞选中事实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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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为政党提供资助，但必须符合宪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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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政党资助的平等原则——“政党捐款免税案”[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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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民对政党的资助，典型的案例是1958年的“政党捐款免税案”。在50年代执政期间，基督教民主党通过联邦法律，允许公民从其可征税收入中，减免部分对政党的捐款。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海斯州政府，在联邦宪政法院挑战其合宪性。海斯州宣称，这项法律使富裕阶层集中的政党获得更多财政资助，因而歧视其他主要依靠中下层选民支持的政党——如社民党。宪政法院第二庭判决该法律违反了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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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没有积极义务提供政党资助，但如果提供资助，则不得侵犯政党机会平等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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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竞选要求巨额开支，今天的所有政党都取决于捐款；没有政党能仅靠其成员的捐献，来承担自身财政需求。［在民主多党制国家，所有政党都被同样鼓励去参与人民的政治意愿之形成。］确实，国家没有义务保证政党的财政需求得到满足；但如果立法者制订任何规章来促进政党财政，那么规章就必须和宪法一致，且尤其不得侵犯政党机会平等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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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收入税率随着可征税的收入数额而增加，从可征税收入中减免政党捐款的可能性，为企业纳税者和高收入阶层提供了捐助动机。］由于新的规章，这些纳税者能在某些情况下加倍其捐款，而并不比以前付更多的税。然而，对政党捐款之免税，并不为低收入的纳税者提供更大动机，因为他们所能承受的捐助通常是如此之小，以致不能超过免税开支的最低标准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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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联邦众议院通过了《政党财政法案》，授权政府对政党的“政治教育”给予公共资助。公共资金按照各政党在议会所占席位比例加以分配，因而这项法律得到进入议会的各党派普遍支持。1961年，一个未能进入议会的小党——德国全民党（All-German Block Party），挑战该法的合宪性，但联邦法律受到宪政法院的维持。到1964年，对政党的公共资助达到3800万马克。鉴于联邦对政党的资助迅速上涨，宪政法院第二庭改变了以前的宽容立场。在以下的“公共资助案”中，宪政法院判决立法的某些限制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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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政党公共资助案”[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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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的四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各获20%，其余20%由议会各小党按其席位总数分配。海斯州和一些未能进入议会的小党——如德国全民党、巴伐利亚党和倾向纳粹的国家民主党，在宪政法院宣称联邦法律违宪。联邦宪政法院同意宪政申诉，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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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意志的形成和国家意志的形成，以不同方式交织一体。然而在民主国家，大众意愿的形成必须始于人民——而非国家机构。只有在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机构才得以产生。［这一次序］意味着：在原则上，国家机构不得在人民见解和意愿的形成中积极活动；这个过程必须在原则上保持“独立于国家”（State-free）。假如允许行政或立法机构去影响这个过程，就不符合自由和公开形成人民意愿的民主原则；只有具备特殊理由，这类行动才被认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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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议会对政党资助的免税方案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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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构成中间联系；即使在两届选举之间，它们也是公民实现其意志的手段。政党是人民的“喉舌”。如果政党支持内阁，那么它们便在人民和政治领导之间建立并保持联系。如果作为少数党，它们则形成并增强政治反对力量。它们作为中介，参与公共见解之形成。政党集中［公民］对政治权力及其行使的意见、利益和努力，平衡与塑造之，并试图在形成国家意志的过程中使之开花结果。［在现代大众民主中，政党决定性地影响着最高政府职位之任命。它们通过在国家系统的机构和职位工作，尤其通过影响议会的决定和措施，来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正因为政党的这些活动，“独立于国家”的宪法规则、及全民见解和意愿必须公开形成之原则，禁止国家把政党合并到组织化的政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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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自下而上产生，国家机构在原则上不得影响人民见解和意愿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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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法者为竞选开支提供补偿，那就必须尊重第21条为政党所保障的自由。立法者还必须注意，所提的“方案”不得和政党平等原则相冲突。这项原则并不限于选举法，而且也适用于整个广泛的选举领域，包括对竞选开支的偿付……就这类调控而言，立法者的自由行动受到相当狭隘的限制。除非具备特殊与迫不得已之理由，宪法禁止以任何不平等的方式去对待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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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人民的“喉舌”，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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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为了满足联邦宪政法院在“公共资助案”中提出的要求，众议院各党派联合制订了《政党法》（Political Party Act）。该法案的七个部分规定了政党的地位和职能、内部组织结构、禁止违宪政党的实施、候选人的提名、政党的公共财政资助、对竞选资金来源和开支的公布和审计，并对民法典和税务法涉及政党的部分作出修改。和美国的竞选资助法律不同，《政党法》对私人捐助没有规定上限，而只要求所有超过2万马克的个人捐款及超过20万马克的企业捐款必须公布。对于公共资助，《政党法》试图符合“财政补贴”决定，规定各政党只能为补偿“合适竞选的必要开支”，按照所获第二票（比例选票）的总数，获得每票2.5马克的资助。到1974年和1983年，这个数目分别上升到3.5马克和5.0马克。但该法又规定，只有在一州至少赢得2.5%选票的政党，才能获得公共资助。不出所料，政党法案又产生了一轮新的诉讼。在1968年的“竞选赞助案”中，宪政法院肯定了法案的私人捐助的免税部分，但判决企业比个人更高的公布限额无效。法院认为，作为法人的企业必须和个人平等对待，因而也必须公布所有超过2万马克的捐款。同时，政党必须赢得2.5%选票才能获得公共资助的规定，也因要求太高而无效。法院自行规定了“0.5%”规则：只要政党至少赢得0.5%的全部选票，它就应被认为是“足够认真的竞选参与者”，因而有资格按选票的比例获得公共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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