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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限制言论与新闻自由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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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言论自由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限制言论自由具有特殊困难。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讨论了新闻自由的特点，并认为这一领域或者绝对自由、或者绝对奴役，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Tocqueville，1969：180—181）这是因为新闻和光一样，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因而只要留下一点空间，限制新闻的努力就将归于失败。因此，要限制言论和新闻，唯一的途径是全面封杀写作和表达自由，形成万马齐喑的独裁专制。但即使正常的新闻被封锁，“小道消息”还是可以不胫而走，并由于人民的新鲜与好奇在社会广泛传播。新闻封锁的目的原来是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但除非在极端专制和封闭的国家，这一手段往往是得不偿失——如果老百姓明明知道政府在封锁消息，因而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可信，信息封锁如何能提高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地位呢？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不同地区的人类信息交流越来越容易，也使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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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言论自由具有特殊困难。新闻封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但除非在极端专制和封闭的国家，这一手段往往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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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新闻对社会的危险和新闻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少数几家报社，那么它们的消息对社会就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反，如果这个国家有多种报纸，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将部分抵消各自的影响。因此，新闻媒介的分量和其数量成反比；在新闻越不自由的国家，新闻自由就越危险。“最开明的美国人把报社权力的微弱归因于其不可思议的分散；那里的政治学格言是，中和报纸作用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它们的数量。”（Tocqueville，196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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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越不自由的国家，新闻自由就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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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条件在今天已不再成立了；在竞争和垄断的背景下，美国新闻早已不是“不可思议的分散”，而是为少数几家寡头所拥有。和电视与广播相比，报纸因对运转资金的要求相对较低，仍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但现代发展趋势总的表明，只是消极地保护新闻自由已经不够了；要切实保障新闻自由，法院还必须进一步规定电台和报社组织在利益与观点上的多元化（参见下一章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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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言论自由不仅因为重要而不应限制，而且往往也很难限制。195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地区通过了《出版法》，其中包括许多模糊宽泛的限制，其如何适用完全取决于审查者当时的“直感”。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产生了许多荒诞的悲喜剧。例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在台湾不得不改名为《大漠英雄传》，原因就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弯弓射大雕”一语；邓丽君演唱的根据抗战时期歌曲改编的“何日君再来”也被禁止，原因是可能被人联想为对“共军”的怀旧之情。在戒严38年间，台湾地区总共禁止了两三百首歌曲。其中一首歌的歌词有一句“滴了一滴泪”，被指责为荒诞（眼泪怎么可能只有“一滴”？）而遭禁止；有的歌则因为过于凄婉，被认为有对现实不满之嫌而遭禁止。然而，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禁令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反而成了今日的笑柄。不仅如此，这些歌在台湾地区越禁越红，书也越禁越畅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对于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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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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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言论自由绝不是从来存在的。作为一项制度，它其实是相当现代的产物。阻碍言论自由的主要有两种相关的原因：教条主义和对社会动乱的恐惧。教条主义（dogmatism）在定义上就是言论自由的死敌，因为它确信只有一种学说——尤其是道德或政治学说——是正确的；既然如此，其他与此不同的学说必然是谬误，因而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上，教条主义在绝大多数阶段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西方，文艺复兴和新教革命极大地打击了传统教条的道德权威，并恢复了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近代分析哲学对事实与规范的区分更使得教条主义丧失了哲学基础，成为没有逻辑意义的自我肯定。但如果在哲学上失去了意义，对言论的控制被长期认为对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如果允许任何人随便诋毁政府，政府就失去了威信，因而难以维持必要的统治。在1704年的案例中，[217]英国上院的霍特大法官（Lord Holt）表达了当时的普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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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言论自由的主要有两种相关的原因：教条主义和对社会动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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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禁止个人对人民灌输反政府思想，那么任何政府都不能生存；因为每一个政府都需要人民对它具有良好印象。对所有政府而言最为糟糕的，正是对政府管理产生敌视的努力。这一直被认为是犯罪，并且除非它受到惩罚，任何政府都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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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需要维持良好形象，因而不允许随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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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对言论的控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通过政府对出版业实行审查和垄断的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和通过法律惩罚煽动或诽谤的事后控制。在1688年“光荣革命”（见本书第二章）以前，英国的国王（Crown）一直掌有控制出版的最高主权。从16世纪的亨利八世开始，王室即通过皇家审查、垄断专利以及枢密院（Privy Council）和星室法院（Star Chamber）的命令，来控制出版行业。1529年，皇家告示发表了英国第一份禁止出版的“异端和亵渎”书单。1538年，国王制订了对英国所有书籍的审查系统；没有经过王室任命的审查官同意，任何书籍的发行皆属违法。1557年，皇家委代“书文公司”（Stationer Company）行使这一职能。公司成员对国内媒介具有全盘控制权力；所有出版商都必须从公司官员那里获得许可，所有报社都必须在公司登记；除非属于公司成员或经由皇家特许，一切出版都受到查禁。“光荣革命”之后，对出版的控制权力从王室转移到议会（Parliament），逐渐放宽了对出版的审查。在1694年，议会拒绝延长对“书文公司”的垄断特权，使出版控制从特许审查转变为征税或补贴。因此，一方面，政府对某些知名作家授予补贴，以促进它所欣赏的观点。另一方面，从1712年开始，报纸、传单、广告、杂志受制于政府的征税，这一措施有助于消除一些批评政府政策的短期刊物。直到19世纪前半叶，对出版施加的各类税收才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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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言论的控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通过政府对出版业实行审查和垄断的事前限制和通过法律惩罚煽动或诽谤的事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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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言论的另一种方法是对煽动诽谤的指控。如果垄断审查在言论发表之前实行事前限制，那么煽动诽谤则在言论发表之后进行事后追究。煽动诽谤经常受到严厉惩罚，包括终身监禁和巨额罚款。在16世纪后期，这一理论原由星室法院发展起来；它原来的基础是：国王是一切正义与法律的源泉；他自然一贯正确，因而其行为超越任何人的批评。当星室法院在1641年被废除之后，普通法院接管了对煽动诽谤言论的审查。后来，煽动诽谤理论受到显著扩展；任何讨论政府行为的书籍和文章，都可能被定为煽动诽谤罪。和普通言论不同，政治言论的确实性并不能为批评者开脱。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批评越确切就越有罪，因为批评越具有说服力，就越可能严重破坏政府的形象。直到1792年通过了《福克斯诽谤法》（Fox’s Libel Act）之后，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到1843年，英国终于放弃了诽谤法施加的绝对责任，允许为公共利益而发表的作品通过证明确实性而获得辩护。尽管如此，对不确实言论所规定的处罚仍然相当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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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言论的确实性并不能为批评者开脱。批评越具有说服力，就越可能严重破坏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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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言论自由辩护——从怀疑主义到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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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资产阶级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坚力量，自由主义思潮随之兴起。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言论自由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通过进步人士的争取奋斗，言论和新闻自由逐渐成为公民社会的普遍诉求。在1859的《论自由》一书中，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精辟总结了压制言论自由的几大危害：（Mill，1972：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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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有任何见解被迫沉默，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知道：这种见解可能是正确的；否认它就等于假设我们自己一贯正确。第二，尽管被迫沉默的见解可能有错，它经常含有部分真理；且既然对于任何议题，占据普遍优势的见解很少或从不代表全部真理，那么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才有任何可能提供真理的其余部分。第三，即使被接受的见解不但正确、而且代表全部真理，除非它受到有力和激烈的挑战，绝大多数接受者将以偏见的方式接受之，而很少能感受到其理性基础。不仅如此，学说本身将处于失去意义或受到削弱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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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总结压制言论的几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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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出发点是发轫于古希腊的西方怀疑主义传统。首先，绝对或唯一的真理是否存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验证；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宣称他认识了这种“真理”。终极真理在性质上是无限的，需要通过无限次试验才可能显现出来，而任何人、党派或学派都必然是有限的，因而在有限的时间和能力范围内不可能达到无限的目标；如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会犯错误，但没有什么机制保证他们一定自己能够纠正错误。对自然或社会规律的认识必然是来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这两种过程都可能会发生错误；即使人的意念或认识本身没有错误——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甚至整个人类历史所允许的有限次试验中绝对掌握作为真理的规律。即使对于“太阳东出西落”这样确定的经验命题，也存在着哪一天被否证的可能，更不用说人类发展的社会规律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等多种无法确定的因素。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称他认识了不含有任何谬误的绝对真理。（参见本书第一章对怀疑主义的论述，包括“休谟定律”区分事实—规范的含义）谦逊并不是美德——个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和人类自身的历史长河面前本来就相当渺小；它只是一种反映客观的态度，但这种态度确实使人更为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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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称他认识了不含有任何谬误的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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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基本上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一般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因而更没有人能宣称“只有”他才能认识真理的全部。真理有时确实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或“不受欢迎”的人手中——掌握在那些被社会主流势力批判、憎恨和不能容忍的人手中。在1958年进入“大跃进”、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际，全中国有几个人怀疑过这些“伟大运动”的正确性？假如能听一听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的彭德怀元帅的意见，假如能够让广大农民说出自己的真心话，那么全国上下就不至于蒙在一片“大好形势”的鼓里，极“左”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同样地，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于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呼吁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在今天看来，这个主张的正确性早已不用论证了，但是在当时“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一片声浪中遭到严厉批判。结果是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一度高达2%—3%，至少比适当控制人口的状态多了4亿人，从而对自然资源产生巨大压力、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形成严重制约。没有言论自由，就不能防止这类悲剧发生，也不能保证类似的悲剧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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