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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禁止周刊诽谤案”[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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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年通过的明尼苏达州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事日常制造、发表、散播、占有、销售或赠送……恶意、中伤与诽谤的报纸、杂志或其他期刊。违者犯有妨害罪（Nuisance），且任何犯有妨害罪的个人都可受到禁止……在这类诉讼中，被告辩护可以证明作品的确实性，且发表是为了正当目的并带有良好动机。”如果被告违抗法院的暂时或永久禁令，可被处以1000美元罚款或一年监禁。根据这项法律，《星期六周刊》被指控诽谤当地的犹太人和政府官员。地区法院在审判后发现指控有据，因而禁止发表“《星期六周刊》的任何未来版本”以及“任何以其他名义发表的恶意、中伤与诽谤性作品”。明州最高法院基于程序理由，维持了这一判决。在以下休斯首席大法官（C.J.Hughes）的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4表决推翻了州法院的决定，并判决州法违宪。多数意见注意到，在一百五十年以来，几乎从来没有法律试图对涉及官员渎职的出版施加事前限制。这一事实表明，这类限制将侵犯宪法权利。“公共官员的品质与行为必须在新闻媒介中受到公开争论与自由讨论；他们对错误指控的补救，在于根据提供纠正与惩罚的诽谤法来提出诉讼，而非限制报纸和期刊出版的事前程序。”法院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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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政府行政变得越来越复杂、渎职与腐化的机会越来越多、犯罪越来越严重，且不忠的官员可能包容犯罪，因而犯罪联盟和官方失职将使生命和财产的基本保障受到削弱；这种危险表明，我们需要无畏和警觉的新闻机构。确实，新闻自由可能被堕落的流言制造者所滥用；但在涉及官员的不当行为中，这一点也不削弱媒介免受事前限制的必要性。对这类可能存在的滥用实行事后惩罚，才是符合宪法权利的合适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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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越复杂、腐化和渎职的机会越多，越需要新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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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宣称州法是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从而避免扰乱公共治安、挑起殴斗或犯罪。但多数意见并不认为这类论点有任何帮助：“对不当行为——尤其是官员渎职——的指控，必将制造公共丑闻，但宪法保障的理论是：阻止出版的权力将引起更严重的公共危害……对不当行为的指控可能制造仇恨及诉诸暴力解决手段的倾向；这一点也没有新鲜之处。但这一众所周知的倾向，并不改变保护媒介不受出版审查和限制的决定……假如这类考虑能够授权立法去干涉出版的初始自由，那么宪法保护终将退化为表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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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谣言传播、维护公共治安，并不构成限制新闻自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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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例并非表明政府绝对不能实行事前限制。为了保障公共道德与治安，地方政府很可能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事前审查。电影审查即为一例。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修正案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对审查制度的程序限制。在1965年的“淫秽电影审查案”，[238]马里兰州的法律即规定了这类电影审查制度。被告未经事先审查就公开放映电影；尽管州政府承认该电影本来会获得批准，被告还是因未能符合州法要求而受到指控。在联邦最高法院，布仁南法官的多数意见仅在仔细分析了州审查程序的各个方面之后，才推翻了审查制度的有效性。法院多数意见注意到马里兰州让行政官员单独作出初始决定，且司法上诉可能占用很长时间。布仁南法官的意见强调，事前审查制度通常被假定无效，且州政府具有沉重的举证负担去反驳这种不利假定。“要使影片事先上交审查的非刑事程序合宪，它必须具备为避免审查制度的危险性而设置的程序保障。”首先，审查官具有举证负担，证明影片并非属于受保护的言论。其次，关于影片是否构成受保护言论的问题，州的要求不得使审查官的决定在效果上成为最终决定，而是必须提供司法审查机制。最后，州政府必须保证，审查官将在指定的短时间内，或者颁发许可，或者上法院去限制影片的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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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为保障公共道德而对某些电影实行事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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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自由与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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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前限制的另一项应用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为了政府的有效运作，政府显然有权保护一定数量的国家机密。但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区别于专制政府的主要特征，即在于人民可以自由讨论一切公共事务；政府不能通过把任何议题标榜为“国家机密”，就禁止公民或媒介进行讨论，并以“国家安全”为名来惩罚“泄密者”。因此，如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所示，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与新闻自由可能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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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可能和国家安全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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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五角大楼文件案”[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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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战争期间，反战人士埃尔思伯格（Daniel Ellsberg）接受了题为“美国越战史”的国防部文件，文件主要描述了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经过。埃尔思伯格试图通过报社来披露这些文件，从而使内部政治斗争公开化，并对政府的备战政策施加公众压力。联邦政府要求法院立即禁止报社发表这批文件，并称一旦这些信息获得公开，后果将是“增加美国战士的伤亡、摧毁盟国合作、极大增加和敌人谈判的困难并延长战争”。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分别作出不同判决：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准许《华盛顿邮报》发行消息，而第二巡回区法院却禁止《纽约时报》发表同样报道。上诉法院之间的分歧需要获得联邦最高法院消除，以形成统一的法律解释。政府律师辩称执法部门有权保护国家，并禁止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受到公布，其权力来自两个相关的源泉：总统主管外交事务的宪法权力及其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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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高法院以6∶3表决，认为政府所出示的证据并不足以禁止敏感文件的披露，因而否定了政府禁止发表的要求。法院的全体意见指出：“对于任何对言论的事前禁止，本院都假设它违宪无效。因此，政府具有沉重的举证负担，去证明施加这类限制的理由。”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基于不同理由，判决本案文件的披露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事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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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满足沉重的举证负担，政府才能证明事前限制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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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对政府机密材料的公开化也不是无限的。例如在1979年的“氢弹秘密案”，[240]联邦地区法院即禁止发表有关氢弹制造的文章。被告《进步》月刊并非要发表尚未公开的机密材料，而只是拼凑现已公开的各路资料并汇总为“氢弹秘密”一文。联邦政府宣称，一旦发表这些经过被告综合的情报，合众国利益将受到“立刻、直接和不可挽回的损害”，因而要求地区法院予以禁止。联邦地区法院把这个案件和“五角大楼文件案”相区别，同意了政府要求。首先，在前案，政府并未能建立合适的立法根据；而在本案，1954年的《原子能法》授权联邦政府去禁止任何人“交流、传播或披露受到限制的数据——如有理由相信这类数据将被用来损害美国或为任何外国提供优势”。其次，“五角大楼文件”仅包括历史数据，而本案的数据则涉及现在和未来的核武器制造。最后，政府在前案未能充分证明媒介披露将威胁国家安全；而在本案，这种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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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密材料也不能被无限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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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民主国家而言，“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决定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在英国，《官方机密法》很可能禁止类似材料的公布。但类似的问题在欧洲国家同样存在，尽管处理方式未必相同。在联邦德国的宪政史上，宪政法院最受争议的决定或许是1966年的“镜报泄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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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镜报泄密案”[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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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镜报》（Der Spiegel）周刊发表了有关北约（NATO）行动的轰动性封面故事，详细披露了北约和西德的军事计划及西德军事的弱点，并指责国防部长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企图使西德装备原子战略武器。在一天晚上，西德联邦和州警察联合袭击了镜报周刊的总部，逮捕了周刊的编辑并带走大批资料。经过三年的法院诉讼，最高民法院的刑事庭最后因缺乏证据而驳回了政府针对镜报的指控。但镜报编辑仍然提出宪政申诉，宣称法院原先授权政府的搜查与逮捕许可侵犯了法治原则和第5条言论自由。虽然他们并未直接挑战授权政府行动的基础——叛国法，编辑们宣称政府对叛国法所采用的“拼合理论”（mosaic theory）解释违反了宪法。根据这一理论，即使镜报在实际上并未披露任何被归为机密的军事消息，但如果基于各种公开来源的信息片段而拼合成连贯的军事方案，且可能有利于敌国并危及联邦德国的生存，那么法院仍可假设报道故事构成了叛国罪。在第一庭的意见中，宪政法院发生4∶4的对等分裂；由于未能构成多数，政府行动的合宪性受到维持。然而，宪政法院的双方意见都不接受对叛国法的“拼合理论”之解释。法院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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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理论”：如果报刊基于各种公开来源的信息片段而拼合成连贯的军事方案，且可能有利于敌国并危及联邦德国的生存，法院就可假设有关报道构成了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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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政府控制和审查之限制的新闻自由，乃是自由社会的基本要素；一个在政治上活跃并正常出版的自由报刊，对现代民主而言尤其必不可少。如果公民要作出政治决定，那么他们必须具备彻底信息；他们还必须熟悉他人的见解，以权衡行动的其他途径。新闻机构使讨论之继续保持生气；它提供信息，并对其采取立场，从而为公共争论确定方位。新闻机构表达了公共舆论，并澄清公共问题，从而为公民判断提供了便利……新闻机构的这项‘公共使命’是重要的，且［这项使命］不能被确立的公共权力所实现。出版公司必须能够在社会层面上自由组织。它们根据自由市场原则而运作，并具备私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它们在思想和经济上相互竞争，且这一过程不得受到国家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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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机构对维持自由民主社会担负着公共使命，因而不能适用拼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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