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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本案时，至少有两个模糊之处给我们以深刻印象。其一是该制定法的语言本身——“被审查人的情况”、“足够的照顾”、“无痊愈的可能”，等等；其二是谁因绝育而受益。该委员会冠以“社会保护委员会”之名，而法院也说绝育将有益于社会，或者州政府应当关注孩子是否在“适当环境”中受到抚养。谁是受益者，铲除的是何种恶害，这一切还不够清楚吗？在疑难案件中，模糊之处应当从有利于个人还是有利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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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院说，该制定法从字面上看不出对富人和穷人区别对待。这可能意味着，该制定法依其文字潜在地适用于俄勒冈州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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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平等观念与道格拉斯（Douglas）法官对“弗曼诉佐治亚州案”——我们即将讨论的死刑案——所持的观点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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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法律如果规定任何拥有超过5万美元的人将免予死刑，它便无异于径直规定只有黑人、未上到小学6年级的人、年收入少于3千美元的人，或者那些不受欢迎的、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才会被执行死刑。一条整体看来能够在实践中导致这一结果的法律，与明文规定这种法律同样是卑鄙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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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疏地说，“库克案”可以看成是彻底消除了对一个不受欢迎的生育“候选人”的零售福利。该案发生后的30年里，人们对于福利的反感已经影响到那些批发的福利。方向一直是没错的：越来越少的福利，给越来越少者，延续越来越短的时间。从帮助穷人到责备穷人，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在一些很普通的评论中找到，也就是，帮助那些“真正的特困人员”是一回事，购买价格高昂的汽车，让人们滋养在更高的报酬里，宽恕欺诈行为，那是另一回事。有一种确信：人们宁愿依靠福利生活，而不愿去工作。这种确信使接受福利的人成了有工作的穷人的对立面。尽管许多接受福利的人是白人、残疾人、老年人，并且生活在乡村，但种族歧视性术语却说他们是城市廉价公寓里游手好闲的年轻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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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批发福利的运动，在1996年国会制定《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时达到高潮，该法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将福利限制于“对特困家庭的暂时帮助”。这个法律的标题就说明了总统为什么要声言废除“我们所知的福利”。第一，如果帮助持续下去，那么这种帮助也将是“暂时的”；第二，福利制度的难题在于，人们不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而是依赖社会安全网，这种社会安全网正在摧毁进取心，而“严厉的爱”可以恢复人们的进取心；第三，人们在两年之后必须去工作，当然也有某些例外，去工作的人里包括独力抚养孩子的妇女，她们不得不去找工作的时候，还不得不为她们的孩子寻找日间照料者。依靠福利的时间在一生中不能超过5年，对于合法移民的福利由各州自由裁量。总体说来，各州有权自行决定如何分配他们从联邦政府得到的大量基金。[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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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法是一个有趣的多种政策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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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特困家庭提供帮助，以便孩子们可以在家中得到照料或者在亲戚家中得到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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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促成职业准备、工作和婚姻，结束特困父母对政府福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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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防和减少婚外怀孕的发生，并且设立年度数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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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励双亲家庭的形成和维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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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福利法制定后的几年里，政治家们夸耀它成功地“使人们远离了福利”，但却不清楚那些远离了福利的人怎样过活。一些人确实在一个紧缺的劳动市场找到了一份处于劳动力低端的工作；而另一些人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对于新法律的影响要做政治评价，可以去看看食品救济站、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以及为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们提供帮助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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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是贫困阶层一个巨大而正在增长的子集。[81]很难评价到底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因为许多人只是一定时间内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还可能与亲戚住在一起。在避难所或者露宿街头，这使得无家可归的形式像无家可归者本身一样是看不见的。在政府的研究中，包括儿童在内，估计有450万到900万人自1985年到1990年曾经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而据“全国无家可归者研究中心”（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估计，有60万到200万人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会成为无家可归者。[82]关于无家可归者的陈词滥调不再适用，因为无家可归者中还包括有心理疾患者、酗酒者和有毒瘾者，现在又加人了逃避虐待的妇女和儿童，加入了无人照管的孩子以及无力支付房租的有工作的穷人。[83]与此同时，那个为所有人提供充足住房的承诺，一直是抽风似的和道貌岸然的。1949年的《国会住房法》（Housing Act Congress）设定了一个目标：“为每个美国家庭都提供体面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这个目标从来就没有实现过。1993年，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住房优先”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打破“无家可归的恶性循环并且防止未来的无家可归”。不过，任何可以称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迎接无家可归者的只是一大堆福利法的修改，所谓体面的生活，包括充足的住房，对于穷人来说更加遥不可及。“全国无家可归者联合会”对克林顿当政时期作了这样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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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无家可归的制度原因，到聚焦无家可归者和贫困者的个人“责任”，这种转变只能使无家可归合法化和永久化……这种转变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退避，其实是忽略了有关无家可归者的大量研究数据……克林顿继里根之后，在其总统任期内的无家可归者，尤其是孩子和被雇佣者，人数巨增，范围扩大。[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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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总统选举战役为无家可归危机增添了新的讽刺。戈尔先生自诩为工人家庭的卫士，但他除了鼓吹增加最低工资和“住房与城市发展”（HUD）预算外，根本没有实质性地提到有工作的穷人。乔治·布什转而求助私有市场，以增加住房供给，通过投资税减免增加了17亿美元，再加上10亿美元的“美国之梦预付基金”（American Dream Downpayment Fund），借助这笔钱，政府用1500美元来帮助低收人的家庭买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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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运用正好触及了与贫困相关的危机话题。大法官道格拉斯在“弗曼案”中表述了下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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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法官在适用死刑时的自由裁量权使该刑罚被有选择性地适用：如果被告是一个贫贱卑微缺乏政治保护的人，或者是一个嫌疑分子，或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成员，则自由裁量权助长了对被告的偏见；如果被告处于受到较好保护的社会地位，则自由裁量权能够拯救他们。依古印度的法律，婆罗门是免予死刑的，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刑罚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增加。我惟恐我们在实践中采用了同样的立场，这部分是由于死刑的自由裁量权，部分是由于富人在这个国家收买最受尊敬、最为丰富的法律智慧的能力。[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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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中的大多数艰难取舍于两种立场之间：在赞成死刑的同时，也知道大法官道格拉斯所说的选择性适用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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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弗曼诉佐治亚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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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man v.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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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U.S.258（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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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马歇尔（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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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案件提出的问题是：死刑是否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酷而非常的刑罚（a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弗曼被控谋杀罪，因为当他闯人一户人家被发现时，开枪打死了一位有5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两个上诉案件涉及州所指控的暴力强奸罪。杰克逊（Jackson）被确定有罪，他在被害人家中抢劫时，又用剪刀指着被害人的喉咙实施了强奸行为。布兰奇（Branch）也是在被害人的家中实施的强奸行为，他没有使用武器，但却以暴力相威胁并使用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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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的犯罪行为丑陋、邪恶，应受严厉谴责，它们是赤裸裸的暴行，不能也不应被轻视。我们不是被邀来宽宥这种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我们仅仅被要求审查施加于每个请求人的刑罚并决定该刑罚是否违反了第八修正案。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宽宥强奸或谋杀——我们也肯定不会去宽宥它们；问题在于死刑是否一种“不再符合我们的自我尊严”，进而违反了第八修正案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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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首先，通过检视第八修正案的历史渊源及过去对它的解释；其次，通过揭示死刑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特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地以适当的自制方式来回答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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