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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联邦法官维克托·马莱洛(Victor Marrero)做了裁决:有关“国家安全信件”的制定法和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违宪。马莱洛写道:“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一种不受限制的、授权隐瞒的政府令状,本质上是一种秘密,在我们这个开放的社会中,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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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法官裁决发布后,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新闻稿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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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纽约。用一句“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一位联邦法官今天击毙了《爱国者法》中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该条款授予政府不受制约的权威,可以通过发出“国家安全信件”,从“网络服务商”和其他商人那里获取敏感信息记录,而又不受司法监督。法官还裁决该法中一个广义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是“违宪的”、对自由言论的“事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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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执行主任安东尼·罗梅洛(Anthony D. Romero)说:“这是对阿什克罗芙特司法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这个司法部企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入无辜美国人的生活。即使是现在,国会里的一些人还在试图让其他侵犯性的法律实施权力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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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裁决是对《爱国者法》最新授予的任何巨大的监视权力的第一次打击。在长达120页的裁决书中,纽约南部地区法官维克托·马莱洛抨击了该法第505条,理由是它侵犯了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和第四修正案规定的不受无理搜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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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之后,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那个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下可谓步履维艰。政府方面利用这个条款,不失时机地审查本案的一切信息,即使是最无伤大雅、最无敏感性的信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网页,以展示它被迫要求法院披露的信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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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最初是秘密起诉的,以避免因违反“国家安全信件”制定法中一般性限制条款而受罚。相似的多个限制性条款夹杂在《爱国者法》其他有争议的条款中,包括第215条,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另一诉讼中对它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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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法律部副主任安·比森(Ann Beeson)说:“在被那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折磨了几个月后,一个巨大的欣慰是,我们终于能够告诉世人,《爱国者法》的权力是多么危险而极端。正如法官所认识到的,《爱国者法》给每个收到‘国家安全信件’的人及其律师强加了一种‘无条件的、永久的和自动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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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明确否定了政府在后“9·11”环境中不断增加的秘密和胁迫调査的战略。法院在解释为什么要摧毁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时说:“在秘密的帷幕遮蔽下,通常迫使政府为自存而诉诸的审查和秘密,可能潜在地成为我们的自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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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注意到,《爱国者法》的条款用语含义如此广泛,以至于可以有效获取网址客户的姓名,比如Amazon.com或者Ebay,或者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名单,或者甚至是一位记者e-mail联系人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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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马莱洛的裁决禁止政府发出“国家安全信件”或者实施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这位法官暂缓其裁决,给政府方面90天的时间向地区法院或者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异议。本案的名称:Doe and ACLU v. Ashcroft el al.,No.04-CIV-2614[District Court,S. D. N. Y.].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诉讼律师是比森和杰弗(Jaffer),纽约公民自由协会的诉讼律师是埃森伯格(Eis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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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进一步的信息可上网查询:www.aclu.org/nsl [访问时间:2004年11月27日]。[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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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你评价支持和反对警察秘密监视的论点时,思考下面对基于法院命令的监视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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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利器当中,监视是监禁之外最常见的选择,其中,电子监控具有最明显的侵犯性。监视,尤其是用于治疗机构外的精神病患者时,其功能只是为了服务于一种人道的冲动,就像监狱和精神病院最初做的那样。驾驭这种冲动是适当的举动,但是,当我们这样举动时,一定要睁大眼睛,认识到我们正在制造制度性的下层阶级,并进一步模糊了隐私的界限。这种界限,只有对那些因没有不当行为而被判有罪的人,才残缺不全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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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院命令而被监视的人,就其绝大多数隐私权而言,是些新的违法者——他们的家、收支状况、性习惯和体液,都受到政府的检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百分比令人震惊的一群人归入了违法者,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33.2%的黑人男性被这样归入违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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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不当行为而被置于更严密的监视之下,对其他无辜者的附带监视也就不可避免。运用这些数据结论的技术工具已然存在,但防止针对无辜者的数据搜集的法律工具却不存在。[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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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没有全国身份证体系,尽管社会保障号码似乎做此用途。有人建议将身份证作为“反恐怖主义”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在思考这一建议的含义时,有必要阅读罗伯特·埃里斯·史密斯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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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公司(Delta)和其他一些航空公司依据联邦航空局的指令,要求乘客在提供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后才能登机。如果有证据显示这样做确实能够增加航空安全,那么我们都会接受这种对隐私的侵犯。然而,政府和航空公司从未证明,身份证和防范行囊中的炸弹或武器之间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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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这一要求的理由在于,它迫使我在行使宪法规定的美国境内旅行权之前,不得不向政府证明我真是一个人。我反对的理由还在于,它是这样一种正在加速的趋势的一部分:要求每一公民携带一张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实质上是一种全国性的身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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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要求乘客出示更多的证明身份,而不是集中在彻底透视所有随身物品和被检行李,以搜寻武器或炸弹。出示身份证的要求,事实上的作用仅仅是引导公众相信,如果我们在登机前“文件齐备”,在飞行中就会更加安全。也许,这种要求的有效后果就是让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出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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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震惊的是,多数美国人并不为这一想法而震惊。难道我们忘记了纳粹在欧洲的行径,在身份证明文件上列明宗教和种族背景,为围剿犹太人铺平了道路?难道我们忘记了20世纪70年代的南非,我们谴责它利用囯内通行证限制某些公民的活动,但对另外一些人却不加限制?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到让政府赋予我们身份与合法性所带来的危险?事实上,难道政府的合法性不是应由公民赋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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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攀升的犯罪、非法的移民、欺诈的福利和逃避责任的父母,许多官吏和议员坚持认为,如果我们都有防伪的塑料身份证,那么这个国家的运转将会更加顺利。在考虑今春的移民法时,众议院以微弱多数同意要求所有工作的美国人都有一张全国通用的身份证。议会打算在几个州中授权一些“先锋项目”(pilot program)的雇主通过数据库验证新雇员的合法身份。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新雇员名录”(National Directory of New Hires),包括公私部门新雇人员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和出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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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全国身份证的先兆。事实上,印刷机已经就位,缺的只是一片塑料——并且很明显,多数美国人也都做好了准备。参议员黛安娜·费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已经增加了赌注,她要制造一种有指纹、数字化照片、视网膜扫描或其他生物身份测定装置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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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会有用吗?它将有利于追踪违法的现金交易,事后发现曾在犯罪现场的人,立刻知道一个陪伴孩子的成年人是否孩子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记录下住处附近每晚的可疑人物,知道谁买了枪支、刀具、肥料、魔鬼故事书,或者知道谁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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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怀疑你的警察可以要求查看你的身份证件,然后查询在线数据库,显示出你的身份信息。一个雇主可以查看身份证,以确定你是一个公民还是一个合法移民,有无犯罪记录,或者是否提起过工人补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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