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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举全国身份证的可能用途，可以明确显示出它多么可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噩梦，这还不算这种数据库不可避免的错误。即使只有1%的低错误率，也会为65万无辜的美国人带来窘困。如果他们的身份证不知怎么就与某个罪犯混淆了，他们会被排除出工作、旅行、经商或求学之外。这里并没有考虑伪造身份证的利润丰厚的市场。身份证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它会是一种防伪的东西，但专家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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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喜欢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的信用卡购物的便捷性，并认为我们已然有了全国性的身份认证体系。但是，这种做法是完全自愿的，并不涉及集中的、政府对信息的储存。的确，社会保障号码以各种方式使用着，但其数字不会像全国身份证号那样颁发给这个国家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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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执照也不是真正的全国身份文件。尽管它是由政府机构核发的，但并不要求不开车的人也必须拥有。并且，驾驶执照并不总是需要照片，如果一个人迁移了，他还可以申领新的驾驶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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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身份证件将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必须携带，在被要求出示的时候必须提供出来。它将发给每一个人，也许从出生开始。而每张身份证的拥有者的个人历史资料都毫无例外地被储存在全国数据库中。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将充斥着被接受的对身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张卡片，你就没有可接受的对你公民身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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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醒：这是一条单行道。一旦要求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再回头的。很难想象，政府在公民出生之际既已派发身份号码，还会在以后某个时候告诉所有已对该号码有所依赖的机构说不再理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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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身份证对美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接受它，我们将不再有生活的自主性。每次离开家门之前，都必须带好“我们的文件”——当然还有孩子们的——然后才能到公园散步、在附近闲逛、在海滩躺卧、购买半打啤酒或者跨越州界。我们将使警察有权拦住参加合法活动的公民，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说清自己的来历”。我们将没有理由不带身份证。任何时候，某些略显奇怪的行为，或者仅仅是走过某个不喜欢我们长相的警察，都可能引起出示身份证的要求。这又反过来引发电子数据库的搜查，以确认我们的身份，也许还要提供其他的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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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接受了这一切后，政治家们将会指出：该技术容许我们以其他方式确定身份。许多父母乐于为他们的孩子在皮下植入可由电脑读取的芯片，以防绑架。阿尔齐默氏病（Alzheimer）患者的亲属也希望为患者做这种植入，以确定走失者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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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戈尔德（Laurence N. Gold）是“尼尔森市场调研”的副总裁，他写道：未来人们将自愿“携带、穿着——甚至植入皮下——某种感应器，这些器件将储存、传输数据……不仅确定谁在房间里，而且确定其生理状态，可以回应电视节目和广告信息”。人们会承受这一切吗？戈尔德预测说，尽管具有“20世纪的敏感性，未来的孩子对此可能有不同的态度”。好吧，我希望不是我的孩子。我们现在必须打住了。用一个号码确定一个人的身份，这是剔除了我们作为人的性质，最终将毁灭一个自由的社会。[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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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密斯说他“震惊”于多数人忘记了纳粹是如何利用身份文件来围剿犹太人的。吉姆·福索（Jim Fussell），“防止种族灭绝国际”（Prevent Genocide International）的筹建人，断言全国身份证也帮助了其他大规模的灭绝。参见：“作为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帮凶的全国身份证基础上的集体识别”（Seminar Se-ries of the Yale University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2001）。[http://www.preventgenocide.org/prevent/removing-facilitating-factors/ID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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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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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了获得些许安全而放弃基本人身自由的人，既不配享有人身自由，也不配享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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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下议院：对总督的回答》，1755年11月11日[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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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精确计算警察管控所造成的恶和它所防止的恶，在所有情形下，前者都超过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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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冯·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国家行为的有限性》（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17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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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艺术就是不去看那些看了也没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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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书信集》（letter），180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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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全是坏人，也没有全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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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梅宁格（Karl A. Menninger），《惩罚之罪》（The Crime of Punishment），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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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永远关乎这样一些问题：这个人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该如何处置？这是附随于任何案件的普通问题，但它们又是特别提交给法律体系其他要素的——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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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资料已经显示，法律实施也带来了一些特殊问题，涉及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需要有广泛的资源和资料以支持其研究。最终，这些特殊问题主要还不是关于法律实施的，甚至不是关于作为生活的法律的，也不探讨法律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法律提醒我们思考一些“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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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神学经常充当一个展示如何寻找以及从何处寻找真相的公共舞台，但现如今，尤其在庞大的、世俗的、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法律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所在，人们在此既可以亲自寻找真相，也可以品评他人寻找真相的努力。这块法律的地盘并非总是得到承认。例如，法律学生被告知，法律只对特定的真相感兴趣——谁犯了罪，这起事故的责任如何分担——并且，禁止他们浪费时间于哲学或科学的真相探寻，而这种探寻框架才更具有学术事业的特点。但是，在法庭上，如同在谋杀的神秘中，寻找某一事件的地方真相（local truth）,通常既牵涉参与者，也涉及旁观者，他们对一般真相，甚至对真相是否能够被发现，都在揣摩、推论。神秘作家运用对特定真相的追求作为手段，深化其关于恶、性或者我们的“晦暗街道”的性质一般真相，同样，法律人士，从普通警官到高院法官，也经常在其日常业务里对真相做明示和暗示的假定。法律和司法方面的才艺颇为流行，这无疑是合理的，因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利用法律的舞台从事日常的道德测试和真相测试。[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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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侦查、逮捕、更不要说每一次定罪和惩罚，都是官方强制对人的生活的剧烈介入。法律实施的个案的不断积累，不仅影响着公众，而且构成了社会上的总体法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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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特殊的问题，其实包含了我们对通常问题的处置方式。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些含义，除非该案有极高的参与或者是在非常的社会紧张时段产生的。无论如何，民主社会的力量，部分地是由我们处置大的法律实施问题的能力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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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arvard Art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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