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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看这个考题，一边思考着它不属于种族主义练习题的主张，因为毕竟是莎士比亚制造了这里的种族问题。但是，这个考题是以一种毫无必要的方式使用种族素材的。对我来说，它的讨厌之处不在于《奥赛罗》剧中的种族和文化上的“质朴”是否起了作用，而在于这些因素在要求学生解决的事实模式（作为法律问题的奥赛罗）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这个戏剧与“作为被告的奥赛罗”这个问题的解决无关，而考题的开头也说，学生们不必通过阅读该剧来理解考题中所包含的内容。因此，那些复杂的戏剧动机、讽刺性的、细微而复杂的剧中人物的性格发展，都是不重要的，在本考题中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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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的继续阅读，我开始变得愤怒。即使这个问题是从剧情中引伸出来的，类比也应就此打住。说这“等同于”，就是盲目接受“莎士比亚”的权威，将其作为某种普适的准则。不仅如此，它还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虽然莎士比亚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也是历史中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产物，像我们自己一样，在某些方面是种族主义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压制《奥赛罗》，它的价值是让我们看清自己，让我们评价一系列至今仍然有效的人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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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人的两难困境似乎不是这个考题的主旨，相反，这里平铺直叙了一系列老旧的普适情感或者事件，因为所有原剧当中艺术化的、铺垫式的情节都没有了。考题提供的被告是个黑人，好战，天真，不可靠，妒忌，性暴怒。考题将事实浓缩为种族主义的归类和成见，从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运来开始，这个国家就用这些归类和成见来压迫黑人。不仅如此，它给黑人学生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对那些因回答这些问题而必须面对不必要的归类所造成的创伤的学生。这个框架将黑人置于反对自己的境地，也迫使我们接受一些“真相”结构，也就是触及“我们是谁”这样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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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赛罗的问题中，考题被置于一个框架内，要反对那些微妙的被归类的“真相”（黑人在性方面是危险的，黑人是好战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个家族是否也应被归入好战一类？），在此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是要丢分的。依照标准答案，必须主张“一个粗鲁的、未受教育的摩尔人，可以理解地受到一个老于世故的欧洲人的诡计的欺骗”。换言之，如果一个学生拒绝或者不能像一个种族主义者——我猜是有色人种的大多数——那样思维，就只能取得低分。我的进一步猜想是，每个人，也许包括有色人种学生，都会因不能“像律师那样思维”而认为这个答案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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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代表K去和那位教授谈谈。“一定让他明白我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K请求说，“这会毁了我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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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见了L教授，说出了我的关切。L的解释是，他将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直接带入课堂，正是试图尊重少数族群和女权主义者。我说，我担心他也受到这场斗争造成的深刻误解的影响。这种误解，威胁要把强化经验叙事的追求，转化为对愤世成见的极端炫耀的表达的认可。我引用另一个学院的教授的一次考试为例。这位教授发给学生一个详尽而无聊的假想殴妻案例：一个男人打掉了妻子的牙齿，向地板上撒尿，把他们的婴儿摔在上面，撕开她的上衣，骂她是个婊子，还安排他的朋友进来强奸她。在问题的前面，有一个否认责任的解释：案例只是反映了“这个世界”，“有许多针对妇女的暴力，”“通常只对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者的关切做出反应的法律体系，至少已将其反应部分地转向涉及暴力的情况。”我用这个例子质疑那些潜在的、无意的窥淫癖的影响，它们试图包括种族和性别的内容，而又不试图检查这些内容被包括进来的方式。我的解说并没奏效，L没看出我的例子与他的考题有什么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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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问我：“你的意思是，种族与性别问题应当受到审查，并被排除出法学院的课堂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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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使用“黑人”和“白人”这类词的“第22条军规”，涉及令人两难的对“什么时候和为什么种族、性别或暴力等是重要的”这个问题的探寻。一方面，种族不重要，因为它不重要；我们大多数人都奢望有一个色盲的社会，在神奇的想象中，将“黑人”与“白人”从我们的词汇中除掉，这也许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免于所有的划分。另一方面，真实的生活并不这么简单。我们通常不得不使用这些词，为的是承认种族结构施加给我们生活的那些无可否认的心理和文化力量；我们必须能够大声反对那些烦扰我们的事情，无论是种族主义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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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与完全退到种族中立观点是不同的。这就好像是说，我们永远不应研究莎士比亚，尤其是《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或者极端地说，我们永远不应讨论为什么种族主义是属于种族主义者的。（我们迫切需要超越一种焦虑：我们是否因相互归咎而有罪？）但是，假如我运用被这种文化视为“经典”的权威来论证每一暴力的正当性，就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嗯，这些是莎士比亚的事实，不是我的。”这种说法对我是无效的，因为这里的莎士比亚好像是某种固定的客体，某种坚固的大理石，又好像我可以减少自己所有的解释力和责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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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建议，”L说，“听起来像是学术自由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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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思考如何说清自己要说的话。我的学生和朋友们都议论说我对这类事情感兴趣，因而为我提供了许多考题。除了我自己的研究，我还弄到了全国各种学院出现的不同科目的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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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税法考试让学生们计算一个砍掉奴隶脚的奴隶主的税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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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证券法规考试中，教授提出的问题是白领被告是否应当进监狱，因为他们“不像黑人贫民窟的孩子那样”被培养得适合那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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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宪法考试中，给学生们很长的一篇充满仇恨的论文，题为“如何做一个下流黑鬼”，然后让学生们用第一修正案来为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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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考试对“典型犯罪人”的描述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智商87，他是家中8个孩子之一，一直靠福利救济生活，整天和他的密友斯里克泡在台球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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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刑法考试的题目中，罪犯统统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亚洲人，被害人则都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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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题将男同性恋者描写成艾滋病传播者，要求学生们找出传播艾滋病行为作为谋杀罪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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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题目中，妇女被殴打，被强奸，被杀害，其细节描写就像色情文艺一样（与这种细致描写形成对照的是，教授们提出的问题都很简洁，并且不涉及女性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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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检看了这些考题，思考着拿它们怎么办，如何用一种最中听的方式提出我的要点，并且不被认为是在进行“审查”。最后，我决定给教职员工们写一份备忘录，泛指人和事，不指明教授或学院的名字，但使用真实的考题，以便生动说明其恰当性的确构成问题。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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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看法学院的一些考题，将其视为法律作品的一种体裁，涉及权力和影响之间复杂的关系。我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写入考题的内容，像我们所教授的内容一样，传达了成见，界定了满意，形成了理想。我一直在检视的一系列考题以我认为非常不当的方式来利用种族、性别和暴力。我所说的“不当”，是指它们使用种族、性别和暴力的方式，不是出自教育的目的，而是不必要的和带有窥淫癖的，同时，它们将不准确的有害成见作为“真相”，并且将其永久化。这是通过一套设置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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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划分相关与不相关，这是法律教育过程中期望学生掌握的主要技术之一。通常情况是，教授们利用不相关的事实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但要求他们明确找出法律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事实。可是，在我所关心的这些考试中，种族、人种、阶级和性别是无关的，即便是作为从不相关筛选相关的过程，它们仍然是不重要的。它们的功能只是纯粹的赏钱和小费。提及它们，与解决已建构的事实模式问题所必须运用的规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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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一两个考题里，虽然某种特性（比如一个“同性恋的男妓”因传播艾滋病而受谋杀罪的审判）可被论证为对于倾向问题是重要的，或者反映了法律中当下存在的争论，但却又特别地提示学生们不要考虑或者只在有限范围内考虑这一切（比如在该考题中有这样的提示：“虽然我们都关心对于同性恋的憎恶，但在回答本问题时不要考虑这一点。”）。我发现许多考试的基本信息是：M是黑人，N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而你是“色盲”。O是被殴的妻子，P是经常殴妻的邪恶丈夫，但是你不要在O伤害P的时候考虑挑衅刺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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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那些在真实生活和真实法庭里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对付法学院考试的目的，而变得不重要了。学生们不得不将已产生的种族和性别问题作为无框架的信息，作为社会背景，而这个社会中相当多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多数的黑人是罪犯”，“妇女不可能被丈夫强奸”或者“所有的墨西哥裔美国人都属于黑帮”，尽管人们并不总是把这种印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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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信息被这样一些考试所强化：虽然种族主义者、男性至上主义者的成见可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法律里这并不重要，或者重要的是不与他们在法律中打交道（不过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或者它们并没有重要到不可剪裁、隔离乃至彻底压制的程度。实际重要的，并不因而在法律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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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虽然我们或明或暗地贬低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的价值，它们仍然是这些考题的组成部分。它们以某种无法预测的设计方式写在考题中，并且，如果我们超越问题的答案本身，它们在这些考题中是有力量、有功用的。不过，这种功用被搞得看不见了——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只是因为不被承认。它们是作为两种东西的外在标志而有力量的：必须被压制或者忽略的东西；必须作为“不雅观”而被变成无意识的东西。这些提问，在直接转移了学生们对最有启发意义的问题的注意力过程中，准确重申了在任何社会背景下提出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我们的教师谈论明确禁忌的话题时所感受的不当和无礼。作为赏钱和小费来提供这些不能质疑的形象是可以的，但不能以对后果发生影响或者改变后果的方式来谈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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