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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体中有充分资格的成员之间,平等的理想是行得通的,但对局外人而言,平等的问题似乎是无关的。平等与归属是不可分的:界定美国平等理想的范畴,就是界定国民共同体的各种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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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于平等公民身份的权利主张,总是夹带着一种情绪化的指责,尤其是当不平等与民族、性别、宗教信仰或种族划分挂起钩来的时候。这些情况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归属感和自我意识。归属是人的基本需要。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在社会母体中形成的,的确,自我的概念与社会群体的理念不可分割。海伦·梅瑞尔·林德[381]用一个简单而精彩的句子捕捉了这一理念:“为了回答我是谁,必须回答我属于哪里最令人痛心的剥夺,莫过于将人逐出社会共同体,不承认他们的成员资格,将他们贬为局外人,否认他们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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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些人排除出去,这样做的伤害无疑发生在一个接一个的人身上,但是,这些单个的伤害是群体的从属地位导致的。当排挤的工具是法律的时候,伤害尤烈,因为法律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价值观的体现。为了“贬斥仪式”的成功,贬斥者“必须使部族中超个人的观点突出出来并易于看到,而他的贬斥行为必须以这些观点的名义进行……贬斥者必须被赋予以这些终极价值观的名义说话的权利”。当某一城市在公共长椅上搞种族隔离的时候,对于被隔离的少数群体而言,主要的伤害不在于不允许他们接近某一方绿地,黑人被歧视,不仅缘于法律的无能力,在制度所及的每一黑人生活中,它还是一种官方组织的贬斥仪式,以上百种方式每天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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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重新正式界定了美国地方的和全国的社会共同体。大量的以前被逐出这些共同体公共生活的美国人,被正式认可为平等的公民。接纳的机制是宪法,宪法是我们全国上下最为权威的官方价值观的体现,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重要,对于黑人的自我意识尤为重要。当马丁·路德·金对我们演讲他那没有种族隔离的国家之梦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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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者”(the Other)在理解上的困难,决非法律和政府所独有,这一问题经常出现,而其理由却具有讽刺意味。对于美国文化的差异性,最典型的反应是回避:眼不见,心不烦。然而,法律和政府不仅提供了所有不同文化必然分享的公共舞台,而且界定了使我们社会团结起来的诸多意义。在洛杉矶街头的警民关系中,在德克萨斯立法机关和普塔克特(Pawtucket)市议会各自的政治交易中,在各级法院的法庭里,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无可避免地要相互对峙起来。有时,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变成了公共舞台上冲突的鲜明主题。更常见的是,这些冲突潜伏于讨论的深层。在这两种情况下,警官、立法者和法官在做官方决定时,都是从他们被文化移人的关于行为含义的假定开始,并且吃力地质疑这些假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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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角度出发,“谁属于美国”引起了更大的文化问题:在一个多文化的国象,说某一美国社会共同体的意义就是美国的文化,这是否明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文化的确切特征是什么?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归属问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其焦点在于个人信仰和集体成员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谁将自己视为国民共同体有充分参与资格的一员?或者从更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度看,哪个人或哪些人通常被他人视为成员?这类问题可分开阐明,但这种分开仅是个角度问题。“谁属于”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美国的含义的问题。讲论自我定义、社会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共同体所界定的法律作用,并不是确认一个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而是从不同角度看待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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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结就在这里。为了分析的目的而将一个有机过程分为多个部分,这是人为的非自然的做法,但是,任何一并描述这一过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理解“谁属于”这一问题的含义,究问我们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何以能够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做一系列具体的探询:探询社会共同体和各种归属问题的根基,探询作为个人身份之母的社会共同体意识,探询美国市民文化中平等公民权的含义,既作为一种理想,也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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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短篇小说包含了所有卡斯特提出的问题,也许更多。阅读并讨论这篇小说,可以深化我们对一个多元社会的正义、伦理、参与和公民权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解,促进我们理解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以及陪审团制对社会共同体生活所具有的广泛影响。 《她的同阶陪审团》(A Jury of Her Peers)由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获得者苏珊·基汀·格莱丝贝尔创作,1917年首次发表,这是赋予妇女投票权的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前3年。当时,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一般是将妇女排除于陪审团之外的,除了在那些罕见的、男性认为女性有特殊技能或敏感的“家庭内部”场合。莱特太太本该由一个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审判,但从故事的结尾看,她还是得到了一个“同阶陪审团”。你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显示出你如何理解获得同阶陪审团审判的重要性。阅读的同时,思考故事中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以及女人与男人是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种事物。故事的原题叫《琐事》(Trif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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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她的同阶陪审团[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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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格莱丝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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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黑尔打开房门,寒冷的北风扑面而来,她赶快跑回屋里取自己的羊毛围巾,一边将围巾围在头上,一边不好意思地扫视了一下厨房。召唤她离去的事非同寻常,可以说,在迪克森县从未发生过。但她看到的厨房中的景象,实在不适宜她的离去:做面包的面要和,而面粉却只筛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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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喜欢看到事情只做一半,但是,在她正干到一半的时候,城里来了一伙人找黑尔先生。然后,警长跑来说,他的妻子希望黑尔太太也能来,还咧嘴一笑,补充一句:他猜想她是因为害怕,才想再有个女人一同前往。所以,她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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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传来她丈夫不耐烦的声音:“玛莎!别让人等在外头,这么冷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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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重又打开房门,上了一辆双排座马车,三男一女正坐在车上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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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将大衣裹在身上,又看了一眼和她并排坐在后座上的女人。她前年曾在县城集市上见过这位彼得斯太太,只记得她不像是警长的夫人,瘦小,说话声音不是很响。在彼得斯太太之前的警长夫人是戈曼太太,她的声音给人的感觉,好像她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法律的捍卫。不过,如果说彼得斯太太看上去不像是警长夫人,那么,彼得斯本人却弥补了这一缺陷,他看起来就像一位警长。他正是那种能让自己当选警长的人——身材高大,嗓音洪亮,在维护法律方面颇具天赋,似乎一眼就能辨别出谁是罪犯,谁不是罪犯。就在这时,黑尔太太突然意识到,这个和蔼热情的男人,现在是作为警长去见莱特夫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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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个时候,国家不怎么景气。”彼得斯太太终于鼓足勇气说话了,好像她觉得她们也应像男人那样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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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太太惶恐地回答了她的话,因为这时马车已经上了一个小丘,可以看见莱特先生的住所了。但看见他的住所并没有让她觉得有说话的兴趣。这住所在寒冷的3月显得有点落寞,这里一直是一个落寞的地方。它在一个山坳里,包围着它的白杨就是一种看上去落寞的树。男人们正注视着它,议论着发生的事情。县检察官正探身在马车的一侧,随着马车缓缓走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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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您一起来了。”彼得斯太太紧张地说着,两个女人随着男人们走进房门,来到了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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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只脚已经踏上了门槛,手握着门把手,玛莎·黑尔还是感觉自己无法跨进门槛,原因仅仅是她以前没有跨进过这个门槛。一次又一次,她心生念头:“我应当过来看看梅妮·福斯特。”——她还认为她是梅妮·福斯特,尽管她成为莱特太太已经20年了。这些年来一直忙于家事,也就不怎么想梅妮·福斯特了,但是现在,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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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走到炉边,女人们则挤在门口。县检察官杨·亨德森转过身来说:“女士们,到炉边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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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太太向前挪了一步,然后站住脚,说:“我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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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两个女人在门边站着,开始时,甚至没往厨房这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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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称赞了一会儿警长有多么周到,早上派副警长来为大家生了火。随后,彼得斯警长从炉边走开几步,解开外衣,手放在厨房的桌上,那姿势似乎在示意大家,该谈公事了。他用半官腔说道:“黑尔先生,在我们开始前,你对亨德森先生讲一讲,昨天早上你来这儿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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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环顾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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