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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认为是源于自然法或者习惯的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屈从于不均衡的个人或法人的经济权力……法律，曾被认为是保护性、管制性、父爱性的，最重要者，曾被认为是社会共同体道德感的最高表达，现在逐渐被认为……不过是现存经济和政治权力组织利益的反映。[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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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陪审团的权力，作为这场交易的一部分，必须被削减。陪审团一向是在法律中表达社会共同体道德感的主要资源，而它们对于正义的朴素感觉是商业利益群体应当为它们所引起的损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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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今天的侵权法制度改革有什么关系呢？这一改革就是通过立法来限制陪审团在个人被告或法人被告被认定过失乃至故意引起伤害和痛苦的案件中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权力。若想弄清这场有关侵权法改革的斗争的具体情况，可以上网查询两个网址。它们的URLs看起来极为相似，但它们的主张、世界观和利益却南辕北辙。www.atla.org 是“美国出庭律师协会”（American Trail Lawyers Association）的网址：www.atra.org是“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American Tort Reform Association）的网址。它们在联邦和州的立法、法院和美国公众中正在进行争夺人心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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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改革的支持者声称，出庭律师们正在损害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他们代表当事人琐屑的权利主张，说服不负责而又无能的陪审团，肆意投票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搞跨了法人，赶走了医生，削弱了美国经济。他们进一步声称，美国发生的“诉讼爆炸”，为法人制造了混乱，为原告制造了陷阱，也为贪婪而不择手段的律师们制造了动辄几百万美元的不应得的预期诉讼费用。侵权法改革者在他们的对手那里看到了巨大的反商业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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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改革的反对者声称，侵权法改革的鼓吹者通常对一小部分侵权案件有意歪曲，虚张声势，制造耸人听闻的诉讼危机的神话。其目的，据说是误导美国公众及其议会代表，让他们削弱陪审团的权力，使法人不受健康和安全法规的束缚，而这些法规实际表达了社会共同体的道德感。布兰蒂斯大学社会和经济政策学教授罗伯特·里克（Robert Reich）看到了侵权法改革和削弱管理机构的综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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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不再保护消费者不受损害了，而被搁置的立法使那些受到管理局同意销售的药品伤害的人几乎不可能通过诉讼获得损害赔偿。我们必须质问的是：如果“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软弱无力，而私人起诉又被取消，那么公众怎样获得保护呢？……这个问题，你可以提给今天所有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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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改革的反对者还声称，侵权法改革的努力是有充分资金支持的、右翼议程的一部分。它利用各种诡计，进行游说和恐吓，并宣传自己支持这样的法学院教授和被选出的法官和立法者：他们乐于创造一种为推进强大而富有的法人的经济利益所必须的知识和政治基础。反对者在他们的对手那里看到了一种系统的努力：除掉陪审团这个生成美国垄断权力的最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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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揭开这场战争迷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事实和冷静的判断似乎都被冲突各方强烈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的聚讼遮蔽了。不过，有两部学术著作可以帮助任何想要理性争论问题的人。一部是丹尼尔斯和马丁（Daniels and Martin）1995年的《民事陪审团和政治改革》（Civil Ju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另一部是霍尔托姆和麦凯恩（Haltom and McCann）2004年的《歪曲的法律：政治、媒体和诉讼危机》（Distorting the Law: Politics, Media and the Litigation Crisis）。还有许多法律评论文章和社会科学研究，也试图在侵权法改革的历史和法律维度上提出具有现实感和博识感的观点。需要参考这些著述的，不仅是那些对侵权法改革真相深感兴趣的人，而且是那些想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对陪审团审判的攻击并进而削弱了民主自治政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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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霍维茨的警告吧：商业利益群体会为自我利益引发19世纪法律的转型。以托克维尔的历史观点看来，想做独裁者的人，总是寻求削弱陪审团。从而，分辨出侵权法改革的动机和可能的影响，这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下面是从法律评论中节选的两篇文章，它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让我们解构美国侵权法改革不断扩大的战事及其对陪审团审判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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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太平静的革命[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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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科博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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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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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责任保险企业受到循环出现的能力问题的打击，这些问题定期困扰着保险市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工业的周期性、利率的大幅波动和不负责任的保险现钞流动。尽管如此，商业和保险业庞大的公共关系和游说活动，在执政的共和党的支持下，成功地促成了这样的看法保险危机是运转不灵的侵权法体系的结果。这种侵权法危机理论声称，膨胀的责任规则导致诉讼爆炸，迫使责任保险商提高保险费并缩小保险范围，从而增加了大多数产品的成本并将其他产品挤出市场。游说者坚称，侵权法危机的解决出路在于侵权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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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游说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公众和立法者的支持，进行侵权法改革立法。游说战役还成功改变了司法的态度。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院公开转向被告的立场，许多分析家将这种转向直接归结为侵权法危机公共关系战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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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学者也受了这一战役的影响。学术评论不仅逐渐增加了对特定规则或决定的批评，而且越来越强烈地呼吁一并废止侵权法。持侵权法危机态度者，大多不失时机地以对陪审团制的嘲讽、怀疑乃至敌意来彰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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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侵权法学者将陪审团视为产品责任化解手段的一部分；今天，民事陪审团却经常被斥为问题的一部分。学术界和司法界这一态度转变将很快影响到产品责任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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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三部分重谈保险危机问题。危机过后的一些年里所获得的信息和经验清楚地表明，侵权法危机理论是以一种错误假说为基础的。影响责任险价格的，主要是利率的变动，而不是实体责任规则的膨胀。不仅如此，在产品责任领域，并没有所谓诉讼爆炸，也没有多少证据显示，侵权法的变化对责任保险费有显著的影响。证据却显示，责任保险费的增加并没有将产品的成本增加到损害竞争的程度。再者，对陪审团行为的研究，驳斥了陪审员无能、偏颇而又感情用事的陈词滥调，而大部分侵权法危机理论正是以这种陈词滥调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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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危机理论 这种理论将问题的焦点从保险供给的下滑转到责任赔付的增加。鼓吹者坚持认为，索赔的涨潮导致保险商的巨额损失，迫使他们增加保险客户的保险费。依照一个保险、商业和政府的利益群体的强大联盟的说法，这一涨潮的驱动力是运转不灵的侵权法体系。换言之，保险危机被认为实际是一场侵权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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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鼓吹者是里根政府的“机构间特别工作组”（Interagency Task Force），它由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的司法部领导。该理论假设，侵权法放弃了过错原则，尤其是在产品责任领域，以此导致了侵权案的爆炸，并使陪审团判定的赔偿飆升。面对当下巨额的损失和未来更大的损失，保险商不得不激增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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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改革成了医治美国侵权法危机的灵丹妙药。由立法机关操控侵权法则，使之有利于责任保险商，尽管这一想法不是特别工作组的创意，但在随后的两年里，工作组的报告却成为侵权法改革立法在几乎每个州获得通过的唯一最有影响的文件。在保险费降低而投保增加后，侵权法改革者又转换重点，声称保险成本正损害着美国工业的竞争。这一主张在布什一奎尔再度竞选战役中取得了显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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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改革运动：袭击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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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关系的侵权法 保险业一面怨声载道，一面“发起了大规模的公众战役和耗资殊巨的联邦及州立法机关的游说努力”。“保险信息学会”（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是该行业得力的公共关系助手，它宣布一次大规模的公众战役，将“使人们广泛持有的保险危机的感知转变为法律诉讼危机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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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研究者和学者已经用大量的资料证实，侵权法改革战役的巨大投入，即，通过饱和的市场和公共关系来推进危机理论。在反驳的努力中，学者们攻击改革者论断的不准确性，责难侵权法改革提倡者感情用事的、宣传风格的技巧。用拉尔夫·内德尔的话这是“美国工业史上最无耻的公共关系诈骗”。然而，诈骗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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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殊利益的侵权法 为了应和公共关系战役，保险业、商业界和医疗保健业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游说战役。仅1986年，各州立法机关就接到约1400个侵权法改革提案。又一次，侵权法改革家们诉诸可疑事实和特殊利益的政治策略，又一次，改革家们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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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中的侵权法改革 保证豁免于侵权责任的冲动也扩展到法院。大陪审团裁决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尤其关涉生产商的利益。最终，侵权法改革家们希望劝服美国最高法院认可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宪法限制。为了达到目的，改革家们将大量有关产品责任赔偿和保险危机的诉讼事实摘要提交给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事实上并不受理产品责任案件：实际上，他们敦促最高法院强行限制各州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而这正是绝大多数州立法机关在以往曾经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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