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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主义鼓励了空前迅速的变革时，孩子比成人享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尚未决定他们是谁，他们没有向特定自我投入大量的心理资本。当新技术来临时，得到实惠最多的是那些乐于推翻旧我、变成新我的人，那些在旧我中没有过多投入的人，就此占了上风。要推翻一个12岁的人的自我，不需要放弃太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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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奥尔良长大。我现在要思考这段原本是无趣的事实，是因为这与我对身份及其改变的兴趣有关。新奥尔良一直是观察进步的最佳去处。要想了解进步，就要知道它推倒了什么，摒弃了什么。当进步的速度像今天一样迅猛时，回想它的受害者是不容易的。新奥尔良保持了它的不合时宜，足够与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你还可以在新奥尔良找到真正绅士般的律师，他们将自己视为一种荣誉和体面职业的成员。我父亲就属于这样的恐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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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垮掉为止，我父亲一直努力让我们的旧式家庭律师事务所坚持其迷人的习惯。绅士律师相互写条子，讨论古希腊语中某些术语的正确发音。他们从消亡的文化中搜集古怪的艺术品，他们视教育为宗教的一支，他们戴着领结，他们相处融洽，但不知道星期五的意义。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精英思想为前提：律师是超越争吵的。他拥有特殊的知识，能够遵循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典，而又无需说出它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的变革请求都是值得怀疑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形象，在人们所能确定的范围内，他从不对此有丝毫的担心。身份不是一个原因，它只是生活方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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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立场，是在一个叫莫里斯·巴特（Morris Bart）的陌生人出现的时候。当时我十几岁，我和父亲驾车沿着州内高速公路穿城而过，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你是一个被害人吗？你受伤了吗？没人代表你的利益吗？打电话给莫里斯·巴特律师。”上面有莫里斯·巴特的大照片。他像二手车倒卖者那样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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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像莫里斯·巴特这么做吗？”我问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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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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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广告上说他是一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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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不同种类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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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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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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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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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律师要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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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直到莫里斯·巴特把照片设在高速公路旁的那一刻，真是这样。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仍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律师实务要服从于整体的力量，美国人的双重本能是：既要民主化，又要商业化。它们通常意味着同一种东西。这两种力量支配着互联网，反过来，它们又被互联网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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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巴特是互联网如此强力提升的、巨大的美国解构工具中的一个微小装饰。在巴特树立自己的广告牌之后若干年，我父亲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开始接听一些“顾问”的电话，这些顾问告诉他们如何窃取客户，并从其他律师事务所窃取律师——这些想法，在几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某些人而言，现在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若干年后，客户要求律师按小时收费，然后又质疑这些收费。老的游戏结束了。在市场被毫不含糊地侵入的那一刻，老的传统开始从法律中渗出流失了。对绅士律师而言，它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但它毕竟结束了。对那些身份被包藏在这一想法中的人来说，这种结束使他们的故事具有了某种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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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大地在我这个少年脚下动摇时的最初感受。我不喜欢这个预示父亲的世界即将崩溃的先兆，不过，更让我不安的是，我身体的某个部分希望父亲也能在高速路旁树立他的广告牌。当然，这是他永远不会去做的。我的反应是离家出走，发明另一个自我。如果那时候就有互联网，我肯定毫不犹豫地上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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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莱拜德就这么干了。另一个拥有“美国在线”（AOL）账户的少年马库斯·阿诺德（Marcus Arnold）去年夏天也这么干了——他戴上的面具甚至令莫里斯·巴特这样的人也胆战心惊，他向社会秩序及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有关身份和专业技术的观念发起了又一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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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Me公司于1999年由微软公司的前雇员们成立，它所卖的软件可以让“3M”、“宝洁”这样的大公司制造一个员工内部局域网，这个网被称为“知识共享”。知识交流就在电脑屏幕上，通过它，员工们可以向整个公司提出问题。它的魅力是明显的，一旦这种“你问我答”式的知识交流开始运行，它不在乎公司内的某个专家坐在哪里，只要他没有离开公司，就可以随时满足任何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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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Me公司很快发现，从对新软件的使用方式，可以看出一个公司很多的情况。在金字塔型组织中，老板一般任命自己或者选任几个下属作为“专家”。问题自下而上，答案自上而下，最初的等级制被保留甚至被加强了。在非等级制的蛋糕型公司里，老板用这个软件制造一个公司员工共享的网络，无论员工身处何处，都可以将自己的智慧输入这个网络。用这种办法，公司的任何人都可以回答他人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当然，看到一个见习生回答了副总裁提出的战略规划问题，也不会引起什么敬畏。不过，许多公司认为，为了集体的知识库，搞一点平均主义不算什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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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AskMe软件的人相信，它使那些老板愿意牺牲一些威望和权威的公司比其他不愿做这种冒险的公司更有优势。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说过，因为他们希望也能将这种软件卖给金字塔型的组织。但他们知道，一旦该软件被运用，将其组织平面展开以鼓励知识向各个方向自由流动的公司，将会击败金字塔型的公司。知识来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员工们实际知道的，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还多。集体智慧的收益，超过了老板权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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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种软件巧妙地改变了经济环境，它对平等精神给予了新的褒奖，它使“金字塔”的生存更困难，使“蛋糕”的生存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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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之外，AskMe公司的销售员像任何地方的销售员一样，发现自己碰到了来自潜在买家的五六个相同的质疑，甚至当买家是蛋糕型公司的时候。一种质疑是：“你怎么知道你们的软件在我们20万员工的拼命使用下不会瘫痪？”为了证明不会发生这种事，AskMe创建了一个网址，向更广泛的公众提供了一个软件版本。这个网址是AskMe.com，它于2000年2月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互联网上十几个知识交流网站中最频繁使用的一个。头一年，这个网站就有超过千万的访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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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站的范围可以明显看出AskMe公司的雄心壮志。公司没有从网站上赚钱，也不打算操纵上面的一切，甚至懒得宣传自己的存在，使用它的人有几百万，这都是交口相传的结果。网站上的建议都是免费提供的，专家是自我任命的，由寻求建议的人给他们排名。位次靠前的专家从AskMe.com得到少量现金奖励。这些奖励以及网站的公开性吸引了许多通常并不免费做事的人，从手持知识许可的会计、律师、金融顾问，到无证行走江湖的体育评论员、算命先生和文身术士，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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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Me公司并不是这样设想的，但是，它的公开网站的确带出了一些问题：更广泛的社会对于知识的本能态度是什么？我们是愿意到可以找到的地方寻找知识，还是只愿意从据说是拥有它们的人那里去寻找知识？这个世界是希望成为金字塔型的，还是希望成为蛋糕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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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在地处洛杉矶和棕榈泉（Palm Springs）之间一个叫佩里斯（Perris）的沙漠城镇里，15岁的马库斯·阿诺德为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上千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马库斯的父母是途经洛杉矶中南部从伯利兹（Belize）移民到佩里斯的。为什么有人愿意从某个地方来到佩里斯？这并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问题。佩里斯是美国人精于制造的那种无主之地。某一天，这里是平坦、朦胧、广阔的沙漠和白色岩石，无尽的蓝天上漂浮着空中造型表演者；另一天，一些先驱者点亮了万家灯火；又一天，镇上挤满了主要为这里的独一无二而来的人。人类在此建立家园的决定，对佩里斯的身份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当一排排的住房被安置在沙漠中以后，佩里斯之所以闻名，还主要因为那里是一个可以从飞机上跳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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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与父母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住在一座很小的砖房里，它离一个大的跳伞降落区1英里左右。在这个家庭可以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上空，从早到晚都有人从飞机里蹦出来，连人带伞扑通落地。马库斯头上的蓝天永远被降落伞搞得伤痕累累。马库斯自己是坚决属于地面的，他是一个大得像熊一样的男孩，6英尺高，200磅重。除了在电脑和前门之间笨拙地往来一下而外，他根本就不走路。电脑蹲在一张假古董的书桌上，书桌摆在厨房和卧室之间的凹室里，一尘不染，像模范家庭的展览室。这是家里唯一的电脑，理论上是全家共享，实际上属于他自己。他现在要把时间尽可能花在电脑上，因为他是AskMe.com的主要专家。他的专业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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