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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十一章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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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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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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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清白无瑕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律师不受其他公民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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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Writings），17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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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能够比其他职业、行业或身份更直接、更显著地为我们共同的、亲爱的祖国恪尽伟大、艰巨而责无旁贷的爱国主义义务。为国家服务，使律师职业不再仅仅是为了面包、名誉和地位，而是具有了为共和奉献的崇高职责；不再是机敏的工巧、细致灵活的科学，不再是狡猾的逻辑、堂皇的雄辩和野心勃勃的学识，不再是身披紫袍、待价而沽的诡辩家，而是拥有了几乎是政府部门的尊严，成为维护国家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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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弗斯·乔特：在哈佛法学院的讲话，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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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任何合法的职业像律师一样毁誉参半，被奉为英雄，也被贬为无赖。过去30年里，法律职业在大学生中空前流行起来。很多人正在认真考虑要成为律师，或者已经在这条路上迈进，有必要了解律师在社会和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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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当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新世界建立其短命的乌托邦时，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那里没有律师。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完全不见容于那个清教徒的道德共同体，因为律师会以同等的努力同时捍卫正义的事业与邪恶的利益。在弗吉尼亚，土地权贵们嫉贤妒能地看护自己的统治权，为了不受律师的侵扰，将律师执业限制在最琐屑的场合。在纽约，律师执业虽被允许，但必须由占统治地位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发放许可证，并对收费额度加以限制。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的头70年里，这块土地上也没有律师执业。贵格教徒对英格兰法的暴虐有着切齿的痛恨，对律师的挑辞架讼有着宗教上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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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殖民地，没有律师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对律师的厌恶也不可能杜绝法律工作。为他人承担法律辩护、顾问咨询工作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牧师、法官、商人、书记员和治安官，以及文笔犀利、口若悬河的讼棍。不仅如此，新世界的自负自足，表现在它只要求知晓足以应付局面的法律。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洲殖民地曾经存在过一个没有律师的法律体系。对训练有素的律师的需要始于17世纪末，随着城市的扩展和商业的增长，先前对职业律师的消极态度让步于迅速成长的国家对法律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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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前的50年里，律师在各殖民地蓬勃发展起来。南方的许多富家子弟被送往英国“四大律师学院”接受法律教育。在北方，典型的做法是在走出哈佛、耶鲁等学院后，跟从一名成功的律师做助理。至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律师的绝大部分都受过学院教育，业外人士的执业降至最低限度，通往法律职业的道路被法律精英们严格把持。《独立宣言》的52位签署者中有25人是律师。但是，美国革命使律师行业受到重创，许多律师，包括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坚持保守立场，而与自己的州及英王站在一起，政府倒台后便不得不逃亡他乡。马萨诸塞因保皇事业而失去了近1/3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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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法律事务主要是清理战争遗留的法律问题：收债，监禁顽劣的债务人，取消抵押赎回权，帮助收取破产税，以及进行对保皇党和英国债权人的清偿诉讼。由此，在该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沉寂了的反律师情绪又浮现出来。1787年，丹尼尔·谢斯领导马萨诸塞山区农民进行了美国首次反律师的武装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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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议会开始废除使律师隔绝于“普通人”的严格的执业资格限制，法律职业的大门向贫寒之士敞开。人们认为律师阶层倘若由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组成，律师行业将是民主的，法律也将是民主的。当然，像大多数权利一样，成为律师的权利在当时仅赋予白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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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年轻的法国旅行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来到美国，他的官方使命是研究美国监狱改革，他的个人使命是考察并向其国民汇报美国民主的实验。托克维尔看到了平民主义与律师精英主义之间、对普通人的基本信任与对合法权威的需求之间、“多数的暴政”与维持社会制度所必须的制约之间的矛盾。下文选自《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得出结论：律师在民主制度中具有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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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节 律师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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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一些美国人并研究美国的法律过程中，我发现美国人赋予律师以权威，让这些人在政府中发挥影响，这是防止滥用民主的最有力的保障。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们，往往因循旧制，偏爱规范，本能地重视观念之间的规律联系，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非常仇视革命的精神和不经反省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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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研习过程中获得的专门知识，确保他们从事社会上独立的行业，构成知识分子中的特权阶层。优越感不断提醒他们：自己是一门尚未普及而又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经常充当公民间的仲裁人；而卓有成效地引导诉讼各方盲目激情的能力，又使他们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一种蔑视。不仅如此，他们还自然地形成一个团体，不是基于相互了解或者共同奋斗的协议，而是基于他们相同的专业和一致的方法，就像共同的利益可以凝聚共同的努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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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性格之中有贵族的部分品味和习性。他们与贵族一样，对秩序和规范有着本能的热爱，对公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有着讳莫如深的轻蔑。律师的这些本性无可抗拒地支配着他们，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受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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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社会状态下，律师在政治上如若不能获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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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相信，一位君王总能使律师成为自己权力最有力的工具。律师与行政权的契合，远过于他们与人民的契合，尽管他们经常帮助推翻行政权；同样，贵族与君王的契合，远过于他们与人民的契合，尽管这些社会的高层阶级经常联合下层阶级共同反对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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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热衷于公共秩序甚于其他任何事物，而公共秩序的最佳保障是权威；也不应忘记，即使他们褒扬自由，一般而言，他们更加珍重法制；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权。而且，如果立法剥夺人们的独立自由，律师们便不会有什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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