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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刚才到行政主管那里投诉刑法教授给全班出的考题。题目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的一个现代版，其中的奥赛罗被描写成一个“好战的非洲黑人将军”，娶了“年轻的白人黛丝德蒙娜”，后来，在一阵与性有关的暴怒中杀死了她。奥赛罗被交付审判。学生们要指出谋杀罪的要件，标准答案是指出挑衅刺激这个要点，承认“粗鲁的、未受教育的摩尔人，可以理解地受到老于世故的欧洲人的诡计的欺骗”。K首先跟这位教授交涉，说她认为这个考题是种族主义的。教授否认这一点，说想出这些情节的不是他，而是莎士比亚。随后，K找到了行政主管，主管称她是个“激进主义者”，不过在此之前，主管说她应当关注的是学习法律，而不是题材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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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看这个考题，一边思考着它不属于种族主义练习题的主张，因为毕竟是莎士比亚制造了这里的种族问题。但是，这个考题是以一种毫无必要的方式使用种族素材的。对我来说，它的讨厌之处不在于《奥赛罗》剧中的种族和文化上的“质朴”是否起了作用，而在于这个戏剧与“作为被告的奥赛罗”这个问题的解决无关。而考题的开头也说，学生们不必通过阅读该剧来理解考题中所包含的内容。因此，那些复杂的戏剧动机、讽刺性的、细微而复杂的剧中人物的性格发展，都是不重要的，在本考题中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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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的继续阅读，我开始变得愤怒。即使这个问题是从剧情中引申出来的，类比也应就此打住，不能盲目接受莎士比亚的权威，将其作为某种普适的准则。虽然莎士比亚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也是历史中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产物，像我们一样，在某些方面是种族主义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压制《奥赛罗》，它的价值是让我们看清自己，评价一系列至今仍然有效的人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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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人的两难困境似乎不是这个考题的主旨，相反，这里平铺直叙了一系列老旧的普适情感或者事件，因为所有原剧当中艺术化的、铺垫式的情节都没有了。考题提供的被告是个黑人，好战、天真、不可靠、妒忌、性暴怒。考题将事实浓缩为种族主义的归类和成见，从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运到此，这个国家就用这些归类和成见来压迫黑人。不仅如此，它给黑人学生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对那些因回答这些问题而造成创伤的学生。这个框架将黑人置于反对自己的境地，也迫使我们触及“我们是谁”这样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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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赛罗的问题中，考题被置于一个框架内，要反对那些微妙的被归类的“真相”（黑人在性方面是危险的，黑人是好战的），在此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是要丢分的。换言之，如果一个学生拒绝或者不能像一个种族主义者那样思维，就只能取得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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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代表K去和那位教授谈谈。“一定让他明白我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K请求说，“这会毁了我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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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见了L教授，说出了我的关切。L的解释是，他将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直接带人课堂，正是试图尊重少数族群和女权主义者。我说，我担心他也受到这场斗争造成的深刻误解的影响。我引用另一位教授的一次考试为例。这位教授发给学生一个详尽而无聊的假想殴妻案例：一个男人打掉了妻子的牙齿，向地板上撒尿，把他们的婴儿摔在上面，撕开她的上衣，骂她是个婊子，还安排他的朋友进来强奸她。在问题的前面，有一番否认责任的解释：案例只是反映了“这个世界”有许多针对妇女的暴力。我用这个例子质疑那些潜在的、无意的窥淫癖的影响，它们试图包括种族和性别的内容，而又不检查这些内容被包括进来的方式。我的解说并没奏效，L没看出我的例子与他的考题有什么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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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问我：“你的意思是，种族与性别问题应当受到审查，并被排除出法学院的课堂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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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使用“黑人”和“白人”这类词涉及令人两难的探寻：什么时候、为什么种族、性别或暴力是重要的？“嗯，这些是莎士比亚的情节，不是我的。”这种说法对我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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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建议，”L说，“听起来像是学术自由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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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学生和朋友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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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税法考试让学生们计算一个砍掉奴隶双脚的奴隶主的税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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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证券法考试的问题是白领被告是否应当进监狱，因为他们“不像黑人贫民窟的孩子那样”被培养得适合那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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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宪法考试给学生们很长的一篇充满仇恨的论文，题为《如何做一个下流黑鬼》，然后让学生们用第一修正案来为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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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考试对“典型犯罪人”的描述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智商87，他是家中8个孩子之一，一直靠福利救济生活，整天和他的密友泡在台球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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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刑法考试的题目中罪犯统统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亚洲人，被害人都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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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题将男同性恋者描写成艾滋病传播者，要求学生们找出传播艾滋病作为谋杀罪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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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题目中妇女被殴打、强奸、杀害，其细节描写就像色情文艺，而提出的问题都很简单，并且不涉及女性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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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检看了这些考题，思考着如何用一种最中听的方式提出我的要点，并且不被认为是在进行“审查”。最后，我决定给教职员工们写一份备忘录，泛指人和事，不指明教授或学院的名字，但使用真实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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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考题以我认为非常不当的方式来利用种族、性别和暴力。我所说的“不当”，是指它们的使用方式，不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而是不必要的和带有窥淫癖的，同时，它们将不准确的有害成见作为“真相”，并且将其永久化。这是通过一套设置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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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常情况是，教授们利用不相关的事实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但要求他们明确找出法律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事实。可是，在我所关心的这些考试中，种族、阶级和性别是无关的、不重要的，它们的功能只是纯粹的赏钱和小费。提及它们，与解决已建构的事实问题所必须运用的规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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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些考题绝大部分都要求黑人、被强奸的妇女、男女同性恋者不仅重新体验被压迫，而且把这种压迫写出来。以一个考题为例，一个白人妇女有预谋地引诱一个想偷东西的13岁的黑人到她的凉台上来，然后杀死他，她的行为动机是种族仇恨。在提问中，要求学生们“尽最大努力论证这个白人妇女应予彻底赦免”。学生们要么沉湎于种族仇恨合理化的奇思怪想，要么压制自己的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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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总是得到这样的解释：“有色人种、妇女和同性恋确实在犯罪。假称真实世界中没有发生这些犯罪，那太天真了。”然而，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天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所发生的”这几个字合理化，而无论事情本身多么堕落、孤立或者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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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教师，我们创造了现实的袖珍世界，相信学生们把现实的规则托付给我们保管。因此，一次考试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黑人犯罪，一个涉及男同性恋犯罪，这就构成一个袖珍世界，强化了已有的、广泛的误解：黑人犯了绝大部分的罪，只有男同性恋才携带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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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备忘录引起的反响并不好。人们告诉我，我已经让一些教授难堪了，尽管没有提到名字，但他们的身份是很容易辨认的。我还被告知，我的对话“简直变成了一种人身攻击和疯狂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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