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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我是因为害怕失去利益和害怕不利后果，而决定或打算服从别人的要求的。同时，我决定这样服从，或者打算这样服从，也是因为希望得到利益或者有益结果。但是，仅仅是因为存在着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我才被迫或者必须去服从别人的要求。而且，仅仅是由于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义务才具有了制裁性，或者强制性。恰恰是实施实际的不利后果的目的和权力，而不是给予有益结果的目的和权力，才赋予了“要求”的表达以命令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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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奖赏”变成“制裁”含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一做法将不得不与现在日常言语的用法大相径庭，而且，我们还会不知不觉地滑向更为狭窄的、与人们习惯总是南辕北辙的意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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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略地说明“命令”这一术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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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前面分析铺垫的结果来看，显然，人们理解的“命令”这一术语的概念，或者含义，是这样的：第一，一个理性存在提出的要求或愿望，是另外一个理性存在必须付诸行动和遵守的；第二，在后者没有服从前者的要求的情况下，前者采取的不利后果，会施加于后者；第三，前者提出的要求的表述和宣布，是以文字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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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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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明显的是，从前面分析的结果来看，“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每个术语就像另外两个术语一样，具有同样的意思，尽管，每个术语是以自己独特的叙述顺序方式，来展示这些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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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术语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说明了如下含义：“一个人设想的、而且对他人表达或宣布出来的要求，在这一要求没有被服从的情形下，其后伴随了可能施加的不利后果，或者，伴随了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每个术语，都是这一同样复杂的内涵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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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义务”和“制裁”三个术语相互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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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直接谈到这个要求的表达或宣布的时候，我是使用“命令”这一术语的。这个要求的表达或宣布，是明显地表达给我的听者的。而发生的不利后果，以及这一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则隐藏在我所描绘的“我的意志表示”的背景之中（如果我这样表达我自己的要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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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直接谈到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当我直接谈到必须面对不利后果或者容易遭受不利后果的时候，我是使用“义务”这一术语的，或者“责任”这一术语。这是讲，如果预先说到必须面对不利后果或容易遭受这种结果，那么，前述“要求性”的复杂含义，是从侧面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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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直接谈到不利后果本身的时候，我是在使用“制裁”这一术语，或者如下这一表述：“直接表达出来的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而容易遭受不利后果，以及要求的表达和宣布，在这里，我们则是以间接的方式，或者含蓄的方式，加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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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熟悉逻辑学家语言（因为简洁、明确和精确而无与伦比的语言）的人来说，我可以顺畅精确地表达我的意思：其一，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在说明同样的含义；其二，尽管如此，其中每个又都指向了这个含义的不同部分，而且是兼顾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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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时命令或个别命令相互区别的“法”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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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具有两种类型。其中之一，是“法”或“规则”。另外一种，人们没有给予其以恰当的称谓，语言也没有提供简略精确的表述。因此，我只能以“临时命令或个别命令”（occasional or particular commands）这类模糊不明确的表述，来说明后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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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规则”这些术语，时常被人们适用到临时或个别的命令。这样，描述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在各个方面都与原有的语言表达方式相互一致，并且，将“法”与“临时命令”彼此分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是可以用如下方式，来区别法与临时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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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命令而言，命令所指向的主体，因命令的出现而必须要做什么，或者不得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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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如果一个命令具有普遍的行为约束力，而且，对之服从的行为主体也是普遍的，那么，这个命令就是法，或者规则。反之，如果一个命令只是针对个别行为具有约束力，而且，对之服从的主体也是个别的，换句话说，它所规定的内容对行为，以及人们对其表现的服从，都是特殊化的、个人化的，那么，一个命令就是临时的或个别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法或规则规定的是一类行为，法或规则，是在一般意义上明令和禁止一类行为的。但是，在命令是临时的个别的时候，命令所明令或禁止的行为，不论是具体有所指的行为，还是泛指的行为，它们都被其所具有的临时个别的性质所决定了，无一例外。而且，它们都被它们所属的种类性质所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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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用恰当的例子，来努力说明我以抽象方式作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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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指示你的仆人，去做一件特定的差事，或者指令他不要在特定的晚上离开你的房子，或者指令他在这个早晨这个钟点起床，在下一星期或下个月份在另一个钟点起床，那么，你的指令，就是临时的、个别的。因为，明令或禁止的这个行为或一些行为，是你的指令所具体指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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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经常地要求他在那个钟点起床，或者，指令他总是在那个钟点起床，或者，指令他在那个终点起床直到进一步的指示出现才能改变，那么，可以准确地说，你规定了一项规则，用一般的规则来指导你仆人的行为。因为，你的指令没有指出特定的行为。相反，你的指令，为他规定了一般行为的一般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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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团接到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要求进攻或防守一个要塞，或者，要求去平息一个骚乱，或者，要求从目前阵营向前推进，那么，这个命令就是临时个别的命令。但是，如果一个命令要求天天这样行为直到出现新的命令为止，这个命令，就可以叫做一般性的命令，也可以称做一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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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议会绝对禁止出口谷物，不论是规定特定一段时期，还是规定任何时期，这都是确立了一项法，或者规则，即用命令的形式规定了一类行为。而且，这类行为是一般性地被禁止的。但是，如果议会发布一个指令，目的在于应付即将出现的经济萧条，或者，径直宣布停止从码头船运谷物出口，那么，这一指令就不是一项法，或者规则。单纯就特定的谷物出口方式作出规定的指令，不论是出于无可奈何的目的，还是出于忍耐的原因，都是根据特定问题的临时性质，而作出的特别化的临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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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设想的命令，只要是最高立法机构发布的，而且具有法律的形式，我们就可以将其称做法。因此，区别法和临时命令的界限的困难，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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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再作一些说明。如果一个行为根据现存的法律不是犯罪行为，但是，使主权者感到十分不悦，而且，尽管行为者在法律上没有主观犯意，或者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主权者作出了指令非要惩罚行为者，那么，由于这是在具体情况中作出的临时命令式的要求，不是对一类行为作出的一般性要求，其虽然是由主权者发布的，却依然不能归入法或规则的定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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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一种指令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勉强称做法的。这样一些情况“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所谓“没有实质的意义”，是针对相当一些普遍情形来说的。如果仅就这些个别情形而言，“没有实质的意义”兴许变得“具有意义”。从“没有实质的意义”的角度来看，这项指令，如果是主权者在召开立法会议时明确作出的，它也姑且可以称做一项法。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是需要作出某些限定的。换句话说，这项指令，如果是绝对独裁者没有明确宣布或公开宣布的，那么，即使将其归入“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的个别情况，它也依然不能姑且称做立法的，我们只能将其叫做主观任意的临时命令。其实，就实质意义而言，不论我们如何假设这些情形，一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临时指令的性质，都是类似的。它们终究不会是一项法，或者规则，而只会是一个主权个人或机构根据特殊情况而发布的临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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