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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打算饿死自己，有些父母可能会竭力说服她们放弃斗争。但普赖斯夫妇不是这样。“无数人来到这个世界，吃喝劳作一番就死了，从未给这个世界做出任何贡献，”艾伯特·普赖斯告诉记者，“如果她们死了，至少她们有所作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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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母亲克丽茜也是这种口气。[58]“我抚养她们是为了让她们对国家尽忠，”她说，“看到她们受苦我很心痛，但我也为她们骄傲。我不会让她们放弃，我知道她们最终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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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丽茜去监狱探望女儿时，她表现得很勇敢，兴致勃勃地无所不聊，直到最后才提起绝食抗议的事。然后，正当她准备离开时，她说：“你们现在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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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水，妈妈。我们只喝水。”杜洛尔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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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克丽茜强装镇定地说，“多喝点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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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绝食抗议的进展有一种病态但不可否认的乐趣。作为对人类耐力极限的考验，它对爱看热闹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场奇观，有点像环法自行车赛，只不过其赌注攸关生死。它也是绝食者和当局之间的胆量交锋。这一事件变得极为臭名昭著。诸如都柏林人这样的乐队举行了义演，以此支持普赖斯姐妹、休·菲尼和格里·凯利。[60]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围墙外经常有抗议活动。[61]60名女性出现在罗伊·詹金斯位于伦敦的家门口，高呼支持绝食者。[62]一位在伦敦爆炸案中严重受伤的年轻女孩的父亲要求当局将普赖斯姐妹送回爱尔兰。[63]甚至连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也对政府提出要求，要么让两个女孩返回北爱尔兰，要么任她们绝食而死。[64]（这些支持令杜洛尔丝“受宠若惊”，她在家书中补充道：“这表明，到了关键时刻，我们都是爱尔兰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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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密切关注着新闻报道，每天收听有关自身情况的广播。[66]这对杜洛尔丝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她仿佛置身事外般地跟进这两个爱尔兰女孩绝食抗议的报道，难以相信这些新闻谈论的是她自己。[67]不过，她也十分清楚这些报道的宣传价值，并且知道她所写的有关自身情况的家书会见诸媒体。一直以来被唤作“艾伯特的女儿”的杜洛尔丝如今收获了自己的坏名声，这让她感到高兴。她在家信中告诉克丽茜，让她打趣地问问艾伯特：“对别人叫他‘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父亲’作何感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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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案已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普赖斯姐妹仍然遭受着强制进食。就在这时，案件发生了离奇的转变。1974年2月，出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一幅17世纪的油画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博物馆被盗，画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弹一把窄小的吉他。[69]两封打印的匿名信寄到了伦敦《泰晤士报》报社，要求当局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送回北爱尔兰，并威胁如果不照此行事，这幅画将“于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以绝对疯狂的方式在众人的狂欢中被烧毁”。为了证明威胁的真实性，其中一封信中装有维米尔油画的一小块碎片。[70]作为一种奇怪的巧合，杜洛尔丝在两年前的一次伦敦之行中参观了展出这幅画的肯伍德宅邸博物馆，并且在那幅油画前驻足欣赏。[71]克丽茜·普赖斯在一次声明中呼吁，请拿走这幅艺术作品的人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她特别指出，“作为一名艺术生”，杜洛尔丝专门为这幅油画提出了请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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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天晚上，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附近的教堂墓地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73]它用报纸包裹着，并用绳子系了起来。一组官员来到了圣巴塞洛缪大教堂。在当时的高压氛围下，包裹里可能装有炸弹。但结果并不是，而是那幅画，正如杜洛尔丝要求的那样被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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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以普赖斯姐妹为名的艺术品盗窃案再次发生。一系列名画家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收藏作品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一户人家被盗。[74]这些失窃的画作分别出自委拉斯开兹、维米尔、鲁本斯、戈雅和梅特苏之手。一封威胁信再次出现，要求将绝食抗议者“立刻送返爱尔兰服刑”。这些画作后来同样完璧归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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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位年长的爱尔兰伯爵和其夫人在一场正式晚宴结束后回到位于蒂珀雷里的家中时，发现他们的车道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男人。[76]其中一人用手枪抽打了伯爵，接着一伙人拖着伯爵夫人经过铺满碎石的车道，他们把两人推进一辆车里蒙上眼睛，随后驾车离开。绑匪告诉夫妻俩，他们被扣为“普赖斯姐妹的人质”。他们在一个黑屋子里被持枪监禁了数天，但被囚禁的两人最后却喜欢上了关押他们的人，并开始将整个经历视作一次冒险。绑匪们“极为友善”，伯爵后来补充道，他每天都吃得很好，早上能享用丰盛的爱尔兰早餐，中午能吃到牛排和排骨。挟持人质者甚至提供了报纸的赛马版块供他翻阅。因为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伯爵和夫人最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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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英国政府决定对普赖斯姐妹停止强制进食。到那个时候为止，姐妹俩竭力以最大的尊严经受了整个过程。[77]她们不愿表现出丝毫畏惧之情。但到了某个时候，她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僵局：强制进食或许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创伤，但也让她们活了下来。因此，与其心怀敌意地屈从忍受强制进食的行为，姐妹俩选择改变策略。有一天，她们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反抗”，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不出意料，这包括一系列有失体面的场景——我们不停挣扎，他们极力控制，把钢夹插进我们的嘴里，以及——就我而言——声嘶力竭地叫喊，因为相信我，那钢夹实在让我的破牙龈痛得要命。”[78]这是一场战斗。姐妹俩的挣扎如此激烈，以至于医生很难将橡胶管安全地插进她们的胃里。普赖斯姐妹告诉医生，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她们便给了他们“杀死我们的特权”。[79]在数次这样困难重重的遭遇后，医生们直接放弃了。他们拒绝继续执行这一程序，因为太过危险。结束强制进食是基于临床判断，而非政治决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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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政策改变的工作照旧落到了罗伊·詹金斯身上。他宣布，在执行人为喂食167天后，布里克斯顿的医生们停止了这项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普赖斯姐妹拒绝提供这一过程所需的最低配合”。[81]詹金斯把部分责任归咎于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怪他们不仅没有阻止两个女儿进行“慢性自杀”，反而“敦促她们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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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进食的停止令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喜出望外。[82]紧接着，她们的体重开始以每天一磅的速度递减。杜洛尔丝不时称量体重，计算失去的每一磅，她惊叹于自己对身体的控制。“现在我们更强大了，因为我们不再想吃或者渴求食物。”[83]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她开始用最为临床而机械的语言来看待自身的机体。“我现在成了自己的工具，”她开玩笑说，“我也是操纵这个工具的工匠，我正在自己锻造自己。”[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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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克斯顿流传着有关所谓临终病房的传言。杜洛尔丝总觉得这地方听起来不吉利，但等到她和玛丽安最终搬进去时，却感觉十分舒适。现在，姐妹俩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不是被关在各自的牢房里。房间隔壁甚至有一个独立厕所，所以当她们需要小便时（因为此时她们排出的只有尿液），她们不再依赖于尿壶。“离天堂越来越近啦！”[85]杜洛尔丝开玩笑说。牢房内有一面镜子，她会盯着镜中的影像，看着长长的睡衣搭在自己枯瘦如柴的骨架上，并想象她看上去就像某个前狱友，在牢房里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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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根据为她们治疗的一名医生的评估，普赖斯姐妹“完全依赖她们自己的身体存活”。[86]她们已经变得极度虚弱，就连穿过房间都可能令杜洛尔丝精疲力竭，心脏如同击鼓般在她的肋骨下跳动。[87]她们无法以任何一种姿势长期坐卧，否则会因为骨骼压迫皮肤而生褥疮。为了缓和这一症状，她们的床上安置了“波纹床垫”，其中包括一层能让空气流通的薄软垫。[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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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一天，我们就消逝一点。”[89]杜洛尔丝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姐妹俩彼此挨着躺在床上，三名狱警持续看守。[90]杜洛尔丝为玛丽安感到担心——担心她更渴望死去，担心她更从容地接受死亡。有时杜洛尔丝会跟她聊天，回忆过去或者闲话家常，鼓起勇气就像过去一样热火朝天地喋喋不休。然后杜洛尔丝会转头望向极其苍白枯瘦的玛丽安，她闭着双眼，嘴唇微张，手指因为饥饿而变得细长。[91]妹妹的样子让杜洛尔丝感到恐惧，她会说：“玛丽安，快醒醒。”不要抛下我，她心想。不要抛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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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普赖斯姐妹可能命不久矣。”詹金斯在6月初发出警示。他考虑过去看望姐妹俩，希望或许能劝阻她们不要走向死亡。然而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作为两人命运的决策者，他有责任“置身事外一点”，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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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终病房探望两个女儿后，艾伯特·普赖斯现身媒体表示，她们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她们很高兴，”他说，“为死亡感到高兴。”[93]临时共和军则准备诉诸暴力，警告说一旦姐妹俩发生不测，“英国政府将面临毁灭性后果”。[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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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称，一位牧师看望了姐妹俩，并主持了最后的仪式。[95]杜洛尔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好啦，请向我们的家人和所有朋友传达我们的爱。”她最后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发生的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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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英国眨眼了。6月3日，另一名爱尔兰绝食抗议者迈克尔·高根在怀特岛的帕克赫斯特监狱去世。[97]高根也是一名共和军志愿军，不过他和炸弹任务毫无关系。他因为抢劫伦敦的一家银行而入狱，当他开始绝食抗议时，杜洛尔丝为此感到恼火。她从11月就开始绝食，而他次年4月才开始，她觉得高根做得迟了，“真是后知后觉”。[98]她在看电视时得到了这个消息，当听到“一名绝食抗议的共和军囚犯去世”的话时，她胃里突然一紧，心想会不会是休·菲尼或者格里·凯利。[99]官方声称高根死于肺炎，但他的家人怀疑，他的死亡是由强制进食引起的并发症导致的，这种情况完全不难设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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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詹金斯后来描述道，他开始产生“威胁逼近的不祥预感”。[101]最近，他不断想起特伦斯·马克斯威尼和其死亡所引起的巨大反诉浪潮。如果普赖斯姐妹丧命，随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詹金斯不愿留下他会因为胁迫而做出任何决定的印象，但他私下开始担心，一旦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成功，他的余生都将可能遭到追杀。这不仅仅代表他将不能去南阿马度假。爱尔兰人无处不在，对他而言没有安全之地：如果那两个该死的女孩得偿所愿，他担心，“我可能永远无法再自由而安全地走在波士顿或者纽约或者芝加哥的大街上”。[102]詹金斯无奈决定，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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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杜洛尔丝、玛丽安、格里·凯利和休·菲尼发表了一份声明。“为了支持我们获得政治犯身份以及遣返北爱尔兰监狱服刑的要求，我们进行了206天的绝食抗议。”[103]他们写道，并继续说，罗伊·詹金斯已经向他们保证，他们将被送回北爱尔兰。所以他们决定结束抗议。“我们的所作所为绝非自杀任务，”他们坚称，“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自我了结，而是为了获得正义并满足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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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程序并未立刻执行。[10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没有被送回爱尔兰，而是被重新安置在德拉姆监狱的女子营区。然而，1975年3月的一天，德拉姆的所有囚犯在午饭时间被命令返回各自的牢房。杜洛尔丝心中有个声音告诉她，也许就是这天了。她回到自己的牢房开始收拾行李。她穿上外套，收起为数不多的几件物品。接着监狱长走进来宣布，她们要回家了。“不对——不是回家，你们要去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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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离家够近了。”[105]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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