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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撒切尔夫人仍不愿让步。她给奥·菲奥赫回信称，她明白普赖斯一家人的“忧虑”，但她无意释放杜洛尔丝。“普赖斯女士的情况会继续得到密切关注。”[61]她说。4月中旬，普赖斯从阿马被紧急送往贝尔法斯特马斯格雷夫公园医院的拘留病房。[62]入院的时候，她的体重是3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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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外，北爱尔兰再次陷入骚乱，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爆发了激烈的巷战。[63]医院的人每天都说，博比·桑兹很快会被送到那里。[64]有一段时间，普赖斯似乎有望和跟她如此类同的这位年轻绝食者在拘留区相遇。尽管她苍白憔悴，但这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她希望自己能向桑兹表达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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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没来。1981年5月5日，博比·桑兹去世。[65]那是他绝食的第66天，正如60年前特伦斯·马克斯威尼的死一样，桑兹的去世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格里·亚当斯后来回忆道，桑兹的死“比爱尔兰的其他任何事件所带来的国际影响都要巨大”。[66]数十万人涌上贝尔法斯特街头，目睹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67]爱尔兰南北双方对共和党事业的支持出现了压倒性的激增。撒切尔夫人对采取强硬立场并不后悔。“桑兹先生是一名罪犯，”她在他死后宣称，“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的组织并未让许多其他受害者做出的选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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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世界聚焦于她和博比·桑兹之间生死攸关的意志较量时，撒切尔夫人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了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仁慈。[69]桑兹去世的两周前，普赖斯“基于医疗原因”被释放出狱，其20年刑期的剩余徒刑得以免除。官方对于这一决定的解释是，她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突然晕倒，乃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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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普赖斯想起博比·桑兹去世而自己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时，她都会落泪。[70]普赖斯姐妹两次傲视英国政府，并且在两次事件中，她们给自己的身体造成的伤害足以令她们获胜。桑兹的死或许让他显得不那么幸运。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殉难中获得了比他活着时更大的成就。并且汉弗莱·阿特金斯和撒切尔夫人推测错了，他们以为十个绝食者中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薄弱环节。然而桑兹去世后，另外九人紧随其后，他们在那个夏天一个接一个绝食而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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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杜洛尔丝·普赖斯感受到的和博比·桑兹之间的联系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被‘强制进食’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我们死不了，”她多年后写道，“在英国医疗委员会拒绝对囚犯实施‘强制进食’后，英国议会立刻通过了一项法案……令监狱无法用往囚犯喉咙里塞管子的方式让他们活下来！”[72]普赖斯姐妹结束绝食后不久，世界医学协会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称强制进食是不道德的行为。[73]在做出停止对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实施强制进食的决定后，英国的政策确实很快发生了改变。彼时罗伊·詹金斯宣布，英国监狱的绝食抗议者将不再遭受强制进食的措施。[74]当杜洛尔丝在1974年以这种特殊方式获胜时，她不知道自己所造成的环境将在七年之后使得十名抗议者绝食而死。[75]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常自问，难道这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整件事的帮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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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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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七 有为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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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出狱的消息公开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伊恩·佩斯利，也就是那位狂热的保皇派教士兼政客，将其刑期的免除形容为“骇人的丑闻”。[1]他辩论称，普赖斯依然对社会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因为她“骨子里是个凶手”。有些观察人士提出，汉弗莱·阿特金斯受到了普赖斯姐妹的“蒙骗”——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是不思悔改的恐怖分子，她们为了确保自己出狱而蓄意发展了饮食失调的病症。[2]厌食症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熟知，人们将之形容为“减肥病”，仿佛引发痛苦的不是绝食或者强制进食，而是虚荣心。佩斯利和其他一些人阴暗地猜测，杜洛尔丝或许是在和博比·桑兹以及朗·凯什的其他绝食者的秘密协议中被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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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杜洛尔丝描述道：“对于一个服刑多年的人而言，你出狱后进入的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重新开始学会生活。”[3]在监狱里被关了八年后，她回到家人身边开始恢复，体重也逐渐开始增加。严格说来，她是被“许可”释放的，这意味着她的自由有附加条件。[4]一旦违反了这些条件，她随时可能重返监狱。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她不能离开北爱尔兰。但在出狱几个月后，她请求政府的准许，到爱尔兰共和国度过一个月的暑假。[5]撒切尔夫人亲自审阅了这一请求，并最终给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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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赖斯想要的不只是到南部度假，而是彻底搬到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相比，都柏林的氛围一向更加自由，不那么紧张，从文化而言也更富活力。城里的咖啡馆和运河让人感觉北部的冲突那么遥远，这里似乎是普赖斯追求新抱负的理想之地：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报纸自由撰稿。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对她是一个很自然的职业。她一直有一种牛虻的特质，而这份工作能让她间接接触政治，同时远离准军事前线。1982年12月，出狱一年半以后，她在《爱尔兰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厌食症的报道。[6]她在其中指出，厌食症作为一种疾病其实完全在于控制，诸如戴安娜王妃和简·方达这样的著名女性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她错误地提出，厌食症通常发生在“高于平均智商”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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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爱尔兰共和国前后，普赖斯都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监视。这些监视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她仍在参与“任何非法组织或任何恐怖活动”。[7]事实上，一份监视报告指出，在她出狱后不久，曾经的共和军战友找过她，要求她参与一项任务，结果被她断然拒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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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一直对人文感兴趣，而现在她正利用白天的时间写一本书，内容和她在布里克斯顿的经历有关。[9]她谈过有关出版的事。根据1982年《爱尔兰日报》的一则短消息，这本书将阐述“她从一名共和军成员到支持和平主义（并最终在阿马监狱退出共和军运动）的心路历程”。也许普赖斯确实乐意将非暴力当作个人哲学，但她是否彻底摒弃了武装抵抗的共和党传统，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这种小心翼翼见诸报端的新闻，很可能是特意给那些英国官员看的，因为他们将决定普赖斯狱后生活的自由程度。杜洛尔丝把书的手稿给埃蒙·麦卡恩过目，他觉得有些枯燥——都是些她在监狱的流水账。不过她成功地在戈尔韦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节选，其中不乏抒情之笔。[10]文中描写道，夏日的阳光晒暖了临终病房的地板，她能感觉到“赤着的脚上太阳的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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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和斯蒂芬·雷的重逢是她出狱之后的事。[11]雷是那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演员，她在学生时代初次和他相识，后来又于爆炸案前夕在伦敦看过他的舞台演出。雷比普赖斯大五岁，他体形消瘦，满脸皱纹，举止文雅。他有一种沉默寡言的气质，不过他和普赖斯一样，狡黠尖刻，才思敏捷。他会在漫不经心地酝酿笑话时移开视线，然后突然在抖出包袱时定定地看着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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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家里住着父母、祖母和三个姐姐。[13]不过虽然普赖斯成长于安德森斯顿的共和党家庭，雷却是一名新教徒。年纪稍长的他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贝尔法斯特，其所在的区域对他的文化影响更加兼容并蓄。“我是在一个混合地区长大的，有形形色色的邻居和形形色色的朋友。[14]和我父亲一起喝酒的——他经常喝酒——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因为我们那儿就是这种地方。”他曾经解释道。雷小时候扮演过儿童剧《小红帽》里的大灰狼，当时他就决定自己想当一名演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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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必须离开贝尔法斯特。他喜欢这座城市，但认为那里没有空间施展拳脚，无法闯出一片新天地。[16]虽然身为新教徒，但他对民族主义事业有所共鸣。他认为，在半个世纪的压迫后，天主教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发动某种形式的抗争。[17]雷后来在西贝尔法斯特住过一段时间，当他在当地社区的节日登台亮相时，他的新教同胞将之视为背叛之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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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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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期间，他进入皇后大学学习，并在学生抗议活动中和普赖斯初次相遇。但随着北爱尔兰问题的出现，杜洛尔丝卷入了革命活动，雷则在都柏林著名的艾比剧院出演戏剧。他对那里也不满意，认为“爱尔兰糟蹋人才”[19]，于是他再次搬家，这次来到了伦敦。当普赖斯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绝食抗议，接着在阿马监狱傲视撒切尔夫人时，雷正在成为伦敦的知名演员。[20]他曾在皇家剧院、老维克剧院和英国国家剧院扮演过一系列备受瞩目的角色，偶尔也会出现在英国的电视荧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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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里，雷面临爱尔兰演员在英国舞台上常见的困境：他应该对自己棱角分明的阿尔斯特口音做多大程度的调整，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英国人呢？[21]作为一个有天赋的模仿者，他无疑能“假扮”英国人。[22]而为了演艺事业的发展，人们也是这么建议他的。不过，雷有着和普赖斯一样的倔强。最后他决定，宁肯做一个失业的爱尔兰人，也不愿为了找工作而故意操一口英国口音。毕竟，爱尔兰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将英语改造一番，创造出新的音调。虽然爱尔兰人在跟英国人的政治冲突中经常败下阵来，但“他们在语言方面一直高奏凯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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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秋天的一个周六，普赖斯和雷结婚了。他们把婚礼地点选在了阿马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山下不远处就是杜洛尔丝过去在C区的住所。[24]婚礼由雷蒙德·穆雷神父主持，他是阿马监狱的牧师，曾为杜洛尔丝出狱一事多方游说。也许是考虑到老贝利大楼的袭击者和伦敦知名演员的结合会引来众多关注，他们决定秘密举行婚礼，现场只有两位见证人。[25]事后一家英国小报找到穆雷神父，但他不愿透露任何细节。[26]“两位新人让我不要谈论婚礼的事，”他说，“我发誓会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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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雷还与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再次建立联系。[27]雷曾经在伦敦爆炸案前夕表演过他的剧作。1980年，他们两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有为”的新剧团。剧团用话剧《译名》的世界首演举行了成立仪式，这部话剧后来被认为是弗里尔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833年多尼戈尔郡的一所学校里，讲述的是英国军队做出的一项调查。他们首先确认了当地的爱尔兰地名，然后用英文译名或对应的音节替换原有的名称。这部剧在德里的市政厅开演。市政厅是联邦主义的象征，以至于它成了共和军频繁攻击的目标。首演当晚，大楼的部分区域仍有脚手架立在旁边，工人们正站在上面修复袭击造成的损伤。[28]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有点挑衅的意味——但也暗含了一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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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尔和雷决定，新剧团每年创作一部话剧在爱尔兰巡演。[29]公司逐渐吸纳了一群杰出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其中包括诗人谢默斯·迪恩和谢默斯·希尼。[30]政治是有为剧团的敏感问题。弗里尔从小信奉天主教，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公司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一位批评家形容有为剧团是“临时共和军的文化部”。[31]不过，虽然他们表演的戏剧经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这些政治色彩往往很隐晦。雷也坚决拒绝被刻画进任何意识形态的角落里。有为剧团的作品是“最广义的政治行为”，他说。[32]据雷所言，公司的部分理念在于，如果全爱尔兰的所有人听到同一个故事，那么这对这个分裂国家的边境双方也许能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33]公司董事会包括三名天主教徒和三名新教徒。（“全是背教者”，其中一人指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统一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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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代表雷一年要花五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巡演。嫁给雷意味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事实上加入了剧团，她经常陪他一起出行。[35]普赖斯协助管理公司的账簿和通信，记录旅行的路程和汽油的费用，并负责把车开到汽车修理厂（她称之为“汽车医院”）。[36]他们在岛上来回奔波于南北之间，到爱尔兰30年未曾见过专业剧团的地方巡演。[37]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们开着拖拉机前来，跳下车后漫步走到临时舞台前观看话剧。[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