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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武装斗争的老兵，休斯似乎拥有无懈可击的资历让他在共和党的圈子内立足。然而，在他拒绝支持和平进程并疏远亚当斯后，不容异议的新芬党继而将他打入冷宫。依靠政府补助作为生活来源的境况让休斯感到难堪，而且他不得不眼看着其他人——那些“从未动过真刀真枪，从未真正参与革命，却又跟志愿军的死紧密相关的人”——在战后的贝尔法斯特成为权力掮客。他抱怨说，亚当斯和他的同伙似乎正在享受一种跟革命社会主义者所宣称的政治信仰相左的奢侈生活。他把他们称作“阿玛尼西装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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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19]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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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20]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21]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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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最初的几次采访平淡无奇，奥拉韦谈到了他的家庭背景，谈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父亲为共和军效力，谈到他是唱着反抗歌曲长大的，谈到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奥拉韦讲述了他是如何与格里·亚当斯一起被关进了“梅德斯通”号。他还提到，他曾经为了弄点酒钱“擅自”抢劫。他的共和军上司用枪击双腿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惩罚——他认为总的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处罚。[22]有一次，麦克斯和奥拉韦正在进行采访，结果传来了两架飞机撞进纽约世贸中心的消息。两人对此惊骇不已。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发现，爱尔兰传统的政治暴力和“基地”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并未深思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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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谈论绝食抗议的事。”奥拉韦多次告诉麦克斯。在前八次采访中，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但在最后一次采访的当晚，这个话题被提了出来，奥拉韦发现自己说出了这个他承诺绝不开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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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23]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24]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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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26]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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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27]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28]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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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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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30]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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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食抗议，布伦丹·休斯作为幸存者同样滋生了负罪感，并在接受麦克斯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点。休斯经常回想第一次失败的绝食行动。那一次，在年轻的抗议者肖恩·麦克纳陷入昏迷后，他叫停了抗议活动。跟许多“如果……那么……”的事后假设一样，休斯会想，要是他当年任凭麦克纳死去，事情会怎么样？第二次绝食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那十个人是不是不会送命？他在脑海中做着算数，那是一种让人不知所措的感受。在绝食抗议很久之后，有一次，休斯在邓多克碰见了麦克纳。麦克纳有脑部损伤，而且视力因为绝食而受到了永久性影响。[32]“黑鬼，你他妈混蛋！”麦克纳对休斯说，“你应该让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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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休斯会想到自杀。和麦克纳一样，他的身体也留下了绝食的创伤。[33]最终，他的视力会逐渐消失。他开始戴独眼眼罩，这令他看上去像冬日里逍遥法外的海盗。他会坐在公寓里，一连数小时盯着窗外，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凝视着城市里参差不齐的街道、学校操场和教堂的塔尖，还有远处的造船厂。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在麦克斯的妻子卡丽·图米看来，休斯被困在了那里。“我一直感觉，他大部分的生活都禁锢在那个窗台边，”她回忆道，“他无法抉择，到底是跳出去结束这一切，还是跳回来开始真正的生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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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监狱的医院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次休斯告诉麦克斯，“我依然能闻到——人死的时候有一种气味，一种死亡气息——整个绝食抗议期间它都笼罩在医院里。到现在我还会想起这些，我甚至有时能闻到它，那种陈腐的死亡气息。这么多年来，我是说，几年前我还无法谈这些事。我做不到，我真的没办法。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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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回忆了罗斯医生，那位在绝食抗议期间照顾过他，给他带过新鲜山泉水的好心医生。[35]博比·桑兹一直不信任罗斯，说他是“思维操纵者”。但这位医生的好意对休斯而言意义重大。后来他听说，在目睹十位绝食抗议者相继死去后，罗斯医生于1986年举枪自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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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对麦克斯承认，他能在这些对话中有所坦白，因为他知道这些采访会封存起来，直到他去世。他告诉麦克斯，格里·亚当斯批准了1973年对伦敦实施的炸弹袭击，那次任务最终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她的同行炸弹手送进了监狱。“我的意思是，有些事你能说，有些事不能说，”他思索道，“我不会昭告天下，说我和某个士兵被枪杀的案件有关，或者参与策划了在英格兰的行动。但我肯定不会站出来否认。而听到我愿意为之豁出性命（有几次几乎真的送命了）的人站出来否认他参与过的历史，否认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否认他在战争中指挥的行动，实在让人深恶痛绝，也是所有死去的人的耻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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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记得帕特·麦克卢尔，也就是“小帕特”，还有他的秘密小组——杜洛尔丝·普赖斯效力过的“无名氏”。麦克卢尔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隐没了。他在某个时候退出了共和军，去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回去，打持久战。但麦克卢尔拒绝了。他不干了。休斯听说他移居去了加拿大，最后死在了那里。麦克斯问，如果指挥“无名氏”日常行动的是麦克卢尔，那么谁拥有这个小队的最高权力呢？[38]是谁在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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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是格里的部下。”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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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问到琼·麦康维尔的失踪时，休斯告诉他，格里·亚当斯了解并批准了这次行动。在休斯看来，这桩谋杀案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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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告密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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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二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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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在1925年出版的爱尔兰小说《线人》中，作者利亚姆·奥弗莱厄蒂讲述了一个警方的线人基普·诺兰的故事。基普指认了警方想除掉的一个都柏林共和党人，此人后来被警方杀害。[1]从基普向当局提供线索的那一刻起，他强烈地意识到，在这座紧密相连的城市里，他已经成了“弃儿”。他有一种疑神疑鬼、大难临头的感觉，十分害怕抛头露面：“平常的脚步声仿佛注入了邪恶的魔法，变得让人胆战心惊。”叛徒占据了爱尔兰人大量的想象空间——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典范，在民间被视为恶魔。[2]格里·亚当斯曾说，告密者“是这个岛上各个社会层面所唾弃的对象”。[3]然而事实上，数百年来，英国人一直在爱尔兰雇用间谍并培养双重间谍。[4]弗兰克·基特森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开端的洞见不断发展，从最初的MRF“策反小组”演变为由英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及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投入的极其广泛而复杂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渗透准军事组织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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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弗·坎贝尔是一个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贝尔法斯特警察，效力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在德里（对坎贝尔来说永远只有“伦敦德里”）工作两年后，他于1975年被调职至贝尔法斯特，并在接下来的27年中卷入了北爱尔兰冲突。坎贝尔的专长是应对线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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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规则，无章可循，只能找到一个是一个。”他回忆道。当局并没有系统的规定，告诉他们以哪些人为目标，或者怎样管理他们的线人。不过，这一领域的科学逐渐进步。在北爱尔兰管理叛徒的最大挑战，是当地培养皿般的地域规模。你不能在贝尔法斯特和一个贝尔法斯特线人见面，这座城市实在太小。因此，你必须让对方去郊区或者乡村。但这些线人往往是偏于孤陋寡闻，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一角长大，从未走向外面的世界。多乘几趟汽车和火车，就可能让他们迷路。坎贝尔会把线人带到一个海滨村庄见面，他们会一脸惊叹地站在那里，仿佛一趟汽车之旅就把他们载到了世界的尽头。坎贝尔喜欢和他的联络人在乡村见面，但不会进入乡村深处。在有些农村地区，比如南阿马，当地人认识每一辆车。只要有一辆陌生的车出现，便足以引起邻里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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