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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是谁？”坎贝尔回到餐桌时妻子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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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识，工作上的。”坎贝尔回答，并没有再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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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有一个信条：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有时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点。你可能对一个人审问15次却一无所获；然而，等到第16次，事情就会出现转机。情况会改变，也许对方突然发现他跟自己的队伍不合，或者他身陷窘境急需用钱。教派贫民区是贝尔法斯特孕育准军事组织的地方，来自那里的线人往往没有工作，依靠政府补助勉强度日。如果你抓住时机，就能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紧急支援，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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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有非常想争取的目标，而对方的情况没有改变，你不如主动为他改变环境。“你可以安排让他失业，”坎贝尔回忆道，“或者让他失去房子。”对于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或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无家可归的前景更让人担忧。如果潜在的收买对象必须开车上班，坎贝尔会安排车出现需要高价维修的大故障。“当你知道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是你收买他的时候。”坎贝尔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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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钱是引诱线人的有效工具，但也可能引起危险。有些人是所谓的“廉价叛徒”：他们是当地的“小鱼”，偶尔能提供低级别的信息，换点微薄的打赏。但如果你处理的对象涉入得更深——他传递了重要情报，且以英国政府特务的身份在行事——你很难在不让他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犒赏他。大多数这样的人住在破败的飞地里，那里的人一向很穷。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可能付给一个人数百甚至数千英镑而指望不被别人发现呢？你或许可以谎称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是赌马赢来的。但这种借口只能用一次。下次拿到钱的时候，你又该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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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得的是为当局连续效力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线人。维持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件危险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叛徒所受的惩罚是死刑，而且他们的家人将一生蒙羞。同时，这也是一件孤独的事。坎贝尔的线人往往在情绪上依赖于他。虽然他一直在利用他们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虽然他最初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他们跟他合作，或者在他们想洗手不干时胁迫他们继续充当线人，但他往往也是唯一知道他们秘密的人。正因如此，他扮演起了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牧师的角色。叛徒的困难变成了他的困难，比如修缮房屋，比如给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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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每个上线都想拥有身居高位的信息源。但坎贝尔发现，最佳线人往往是“贴身特务”——不是情报目标本人，而是那个在他身边的人。收买格里·亚当斯的司机也许能为你带来比收买亚当斯本人更有价值的情报。（罗伊·麦克沙恩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亚当斯的私人司机，2008年他被揭露是英方的线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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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对英方的渗透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20世纪70年代，当布伦丹·休斯和他的手下最初审问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他们获悉了有关“弗雷德们”的信息，以及基特森准备从内部破坏共和军运动的计划。70年代后期，临时共和军专门组建了一支内部安全队伍，他们可以审查新兵，并审问可疑的叛徒。这支以审讯为职责的骨干队伍后来被称作“爆头小组”——因为当叛徒认罪后，他们会让他“脑袋开花”，也就是一枪打爆他的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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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爆头小组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猎手，是阿尔弗雷多·“弗雷迪”·斯卡帕蒂奇。[9]他是一个砌砖工，胸脯宽大，留着八字胡。斯卡帕蒂奇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他的父亲有一辆很受欢迎的冰淇淋车，以家族的姓氏命名。人们称弗雷迪为“意大利佬”，不过更多人直接叫他“斯卡帕”。他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初期加入了共和党运动，并且被关进过朗·凯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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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会和一个叫约翰·乔·马吉的人一起，审讯任何可能与英方合作的可疑共和军成员。[10]他的手段千篇一律：他会把嫌疑人带到一个安全的房子里，蒙住他的眼睛，让他面对一堵墙坐在椅子上。[11]然后，斯卡帕会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他进行盘问，威胁他、贬低他，最后对他进行殴打甚至严刑逼供，直到他同意认罪。“所有军队都会吸引精神变态的人。”[12]布伦丹·休斯常说。但斯卡帕是个特例。通常，他会向嫌疑人保证，只要他认罪，斯卡帕就会饶他一命。当受审对象哭着承认自己越轨的事实——或者被酷刑屈打成招——斯卡帕会对他的供述进行录音。然而，不论他对倒霉的受害者施加酷刑时做出了怎样的承诺，背叛共和军的惩罚永远是死罪。斯卡帕的杰作会突然出现在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或者泥泞的乡村小路旁：那些尸体的手脚被捆绑着，身上满是殴打和火烫留下的伤痕，眼睛被残忍地用几截胶带蒙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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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尸体被发现后，斯卡帕喜欢到死者家登门，大声播放他录下的供词，并向家属说明他们的亲人究竟为何遭到处决。[14]有时，他会详细讲述死者被害的经过。特雷弗·坎贝尔了解斯卡帕蒂奇的情况。他十分清楚那些被爆头小组传唤的人将面临怎样的下场。曾经，一个名叫弗兰克·赫加蒂的临时共和军军需官，向其英国情报部门的上线提供了共和军从利比亚所购武器的藏匿点。赫加蒂随后逃往英格兰，在军情五处的安全屋里躲了起来。假如他永远不回去，或许能活下来。然而他开始想家，并给住在德里的母亲打了电话。她告诉他，马丁·麦吉尼斯不断来找她，并亲口担保，如果赫加蒂回到德里，向共和军说明一切，他将免于一死。[15]赫加蒂回去后，遭到了爆头小组的审问。最后，他的尸体在边境附近的路边被发现。（2011年，麦吉尼斯坚称，他和赫加蒂的死“没有丝毫关系”。[16]但在1988年，也就是赫加蒂被害的两年后，麦吉尼斯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清楚“转变立场”的后果。当被要求澄清可能会有怎样的后果时，麦吉尼斯说：“死刑，毫无疑问的。”）[17]当特雷弗·坎贝尔跟自己的线人合作时，他会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定不要认罪。一旦认罪，你必死无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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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学院和安东尼·麦金太尔做口述历史时，布伦丹·休斯坚定地表示，琼·麦康维尔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她是叛徒。据休斯所言，麦康维尔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机，很可能是英方提供的。休斯说，麦康维尔“让她的孩子为她收集信息，观察共和军志愿军在帝维斯公寓附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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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告诉麦克斯，麦康维尔最初引起临时共和军的注意，是一个步兵遇到了她的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儿提到，他“妈妈”在家里放了一个东西。休斯回忆道：“我派了一个小队，一个小组，去她家里查看情况。”休斯说，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发现了那个无线电。休斯继续说道，共和军逮捕了麦康维尔，把她带走进行审问。据休斯所言，她承认她一直在用无线电给英军传递消息。休斯提醒麦克斯，他自己“当时不在现场”，所以他的回忆都是基于下属告诉他的二手信息。但他说，麦康维尔坦白以后，他的手下没收了那个发射机，并对琼发出警告，然后让她回到了她的孩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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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在麦康维尔家发现了另一个发射机。“我已经警告过她一次，”他回忆道，但现在，“我知道她必须死。”即使有人认同休斯对麦康维尔线人身份的描述，但也很难想象，除了低级别的花边消息，她还能提供什么重要信息？这对休斯和他的同志而言无关紧要。不论所谓的背叛造成的实际影响多么轻微，对共和军来说，叛徒就是叛徒，而对叛徒的惩罚就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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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强调，他个人并不知道麦康维尔会被秘密地埋葬，“或者说‘失踪’，这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他一直自认是左翼的自由斗士，然而这种手段似乎与暴政并无二致。在麦克斯看来：“不论在智利还是柬埔寨，让一个人失踪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战犯。”[19]即使在1972年的混乱时期，临时共和军也不会轻易在杀害某人后让他消失，休斯坚持道。回顾过往，尽管将一位十个孩子的妈妈埋葬在无名坟墓的行为十分残暴，但这个决定却是在一番郑重的讨论后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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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休斯的讲述，当地共和军领袖艾弗·贝尔尤其认为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埋葬。贝尔是个强硬派，他是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运动的老兵，曾于1972年夏天和格里·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伦敦失败的和平谈判。[20]休斯表示，伦敦会议的五个多月后，贝尔和贝尔法斯特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就如何处理琼·麦康维尔一事进行了辩论。“如果你们要杀了她，就他妈的把她扔到街上，”休斯记得贝尔说，“杀了她又把她埋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处死，这有什么用呢？”最好给当地其他人一点教训，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考虑当叛徒。贝尔提出，如果你们不让尸体被发现，那么这桩命案就“纯属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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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尔的提议被否决了，休斯说，否决人是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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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不接受这个逻辑吗？”麦克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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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接受。”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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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令让她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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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把她埋了。”休斯说。休斯猜测，他们可能担心，因为麦康维尔是女性，是一个丧偶的母亲，她的死可能损害共和军的声誉。但临时共和军确认了她的线人身份，必须对她实行终极处罚。因此，他们决定秘密杀害麦康维尔，并直接让她失踪。休斯表示，在等级制度的共和军，最终批准这个决定的不会有第二人选。“只有一个人下令处决那个女人，”休斯告诉麦克斯，“那个该死的家伙就是现在新芬党的领导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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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爆头小组尚不存在。因此，休斯说，亚当斯将运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的敏感任务交给了由小帕特·麦克卢尔管理的秘密小队。押送麦康维尔赴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而这个具体人选，就是杜洛尔丝·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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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普赖斯是麦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们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找到了对方，并发现他们都滋生出了极度的不满。[22]她生活在都柏林，他们一家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了那里。[23]她喜欢这座城市，但她希望两个儿子不会忘掉他们的贝尔法斯特口音。[24]最近几年，她和斯蒂芬·雷的婚姻逐渐变得紧张，最后他们于2003年离婚。[25]普赖斯继续住在一家人位于马拉海德的大房子里，那是都柏林北部一个繁荣的海滨郊区。她在家里摆设了许多她盛名时期的纪念品：装裱的简报、褪色的照片，以及挂在墙上的爱国横幅。[26]她和食物的关系一直未能恢复正常。她会邀请客人来喝茶，端上新鲜出炉的咖啡蛋糕，然后看着客人享用，自己却不愿吃一口。[27]“我不太喜欢吃东西。”她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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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写作抱负并没有真正实现，她一直未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不过有一段时间，她重返校园，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注册了法律课程。[28]对该课程的年轻学生而言，普赖斯有着不同寻常的形象。她年纪偏大，举止古怪，常常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总把头疑惑地歪向一边。她插话之前从不举手，还喜欢亲切友好地诘问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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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普赖斯走进女厕所时发现，学生们正排着长队等待。洗手间正在维修，有几个厕所没有门。“为什么你们都等在这儿？”普赖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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