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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是谁?”坎贝尔回到餐桌时妻子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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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识,工作上的。”坎贝尔回答,并没有再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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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有一个信条: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有时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点。你可能对一个人审问15次却一无所获;然而,等到第16次,事情就会出现转机。情况会改变,也许对方突然发现他跟自己的队伍不合,或者他身陷窘境急需用钱。教派贫民区是贝尔法斯特孕育准军事组织的地方,来自那里的线人往往没有工作,依靠政府补助勉强度日。如果你抓住时机,就能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紧急支援,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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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有非常想争取的目标,而对方的情况没有改变,你不如主动为他改变环境。“你可以安排让他失业,”坎贝尔回忆道,“或者让他失去房子。”对于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或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无家可归的前景更让人担忧。如果潜在的收买对象必须开车上班,坎贝尔会安排车出现需要高价维修的大故障。“当你知道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是你收买他的时候。”坎贝尔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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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钱是引诱线人的有效工具,但也可能引起危险。有些人是所谓的“廉价叛徒”:他们是当地的“小鱼”,偶尔能提供低级别的信息,换点微薄的打赏。但如果你处理的对象涉入得更深——他传递了重要情报,且以英国政府特务的身份在行事——你很难在不让他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犒赏他。大多数这样的人住在破败的飞地里,那里的人一向很穷。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可能付给一个人数百甚至数千英镑而指望不被别人发现呢?你或许可以谎称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是赌马赢来的。但这种借口只能用一次。下次拿到钱的时候,你又该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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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得的是为当局连续效力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线人。维持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件危险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叛徒所受的惩罚是死刑,而且他们的家人将一生蒙羞。同时,这也是一件孤独的事。坎贝尔的线人往往在情绪上依赖于他。虽然他一直在利用他们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虽然他最初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他们跟他合作,或者在他们想洗手不干时胁迫他们继续充当线人,但他往往也是唯一知道他们秘密的人。正因如此,他扮演起了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牧师的角色。叛徒的困难变成了他的困难,比如修缮房屋,比如给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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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每个上线都想拥有身居高位的信息源。但坎贝尔发现,最佳线人往往是“贴身特务”——不是情报目标本人,而是那个在他身边的人。收买格里·亚当斯的司机也许能为你带来比收买亚当斯本人更有价值的情报。(罗伊·麦克沙恩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亚当斯的私人司机,2008年他被揭露是英方的线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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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对英方的渗透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20世纪70年代,当布伦丹·休斯和他的手下最初审问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他们获悉了有关“弗雷德们”的信息,以及基特森准备从内部破坏共和军运动的计划。70年代后期,临时共和军专门组建了一支内部安全队伍,他们可以审查新兵,并审问可疑的叛徒。这支以审讯为职责的骨干队伍后来被称作“爆头小组”——因为当叛徒认罪后,他们会让他“脑袋开花”,也就是一枪打爆他的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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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爆头小组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猎手,是阿尔弗雷多·“弗雷迪”·斯卡帕蒂奇。[9]他是一个砌砖工,胸脯宽大,留着八字胡。斯卡帕蒂奇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他的父亲有一辆很受欢迎的冰淇淋车,以家族的姓氏命名。人们称弗雷迪为“意大利佬”,不过更多人直接叫他“斯卡帕”。他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初期加入了共和党运动,并且被关进过朗·凯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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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会和一个叫约翰·乔·马吉的人一起,审讯任何可能与英方合作的可疑共和军成员。[10]他的手段千篇一律:他会把嫌疑人带到一个安全的房子里,蒙住他的眼睛,让他面对一堵墙坐在椅子上。[11]然后,斯卡帕会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他进行盘问,威胁他、贬低他,最后对他进行殴打甚至严刑逼供,直到他同意认罪。“所有军队都会吸引精神变态的人。”[12]布伦丹·休斯常说。但斯卡帕是个特例。通常,他会向嫌疑人保证,只要他认罪,斯卡帕就会饶他一命。当受审对象哭着承认自己越轨的事实——或者被酷刑屈打成招——斯卡帕会对他的供述进行录音。然而,不论他对倒霉的受害者施加酷刑时做出了怎样的承诺,背叛共和军的惩罚永远是死罪。斯卡帕的杰作会突然出现在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或者泥泞的乡村小路旁:那些尸体的手脚被捆绑着,身上满是殴打和火烫留下的伤痕,眼睛被残忍地用几截胶带蒙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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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尸体被发现后,斯卡帕喜欢到死者家登门,大声播放他录下的供词,并向家属说明他们的亲人究竟为何遭到处决。[14]有时,他会详细讲述死者被害的经过。特雷弗·坎贝尔了解斯卡帕蒂奇的情况。他十分清楚那些被爆头小组传唤的人将面临怎样的下场。曾经,一个名叫弗兰克·赫加蒂的临时共和军军需官,向其英国情报部门的上线提供了共和军从利比亚所购武器的藏匿点。赫加蒂随后逃往英格兰,在军情五处的安全屋里躲了起来。假如他永远不回去,或许能活下来。然而他开始想家,并给住在德里的母亲打了电话。她告诉他,马丁·麦吉尼斯不断来找她,并亲口担保,如果赫加蒂回到德里,向共和军说明一切,他将免于一死。[15]赫加蒂回去后,遭到了爆头小组的审问。最后,他的尸体在边境附近的路边被发现。(2011年,麦吉尼斯坚称,他和赫加蒂的死“没有丝毫关系”。[16]但在1988年,也就是赫加蒂被害的两年后,麦吉尼斯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清楚“转变立场”的后果。当被要求澄清可能会有怎样的后果时,麦吉尼斯说:“死刑,毫无疑问的。”)[17]当特雷弗·坎贝尔跟自己的线人合作时,他会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定不要认罪。一旦认罪,你必死无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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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学院和安东尼·麦金太尔做口述历史时,布伦丹·休斯坚定地表示,琼·麦康维尔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她是叛徒。据休斯所言,麦康维尔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机,很可能是英方提供的。休斯说,麦康维尔“让她的孩子为她收集信息,观察共和军志愿军在帝维斯公寓附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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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告诉麦克斯,麦康维尔最初引起临时共和军的注意,是一个步兵遇到了她的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儿提到,他“妈妈”在家里放了一个东西。休斯回忆道:“我派了一个小队,一个小组,去她家里查看情况。”休斯说,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发现了那个无线电。休斯继续说道,共和军逮捕了麦康维尔,把她带走进行审问。据休斯所言,她承认她一直在用无线电给英军传递消息。休斯提醒麦克斯,他自己“当时不在现场”,所以他的回忆都是基于下属告诉他的二手信息。但他说,麦康维尔坦白以后,他的手下没收了那个发射机,并对琼发出警告,然后让她回到了她的孩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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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在麦康维尔家发现了另一个发射机。“我已经警告过她一次,”他回忆道,但现在,“我知道她必须死。”即使有人认同休斯对麦康维尔线人身份的描述,但也很难想象,除了低级别的花边消息,她还能提供什么重要信息?这对休斯和他的同志而言无关紧要。不论所谓的背叛造成的实际影响多么轻微,对共和军来说,叛徒就是叛徒,而对叛徒的惩罚就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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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强调,他个人并不知道麦康维尔会被秘密地埋葬,“或者说‘失踪’,这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他一直自认是左翼的自由斗士,然而这种手段似乎与暴政并无二致。在麦克斯看来:“不论在智利还是柬埔寨,让一个人失踪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战犯。”[19]即使在1972年的混乱时期,临时共和军也不会轻易在杀害某人后让他消失,休斯坚持道。回顾过往,尽管将一位十个孩子的妈妈埋葬在无名坟墓的行为十分残暴,但这个决定却是在一番郑重的讨论后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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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休斯的讲述,当地共和军领袖艾弗·贝尔尤其认为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埋葬。贝尔是个强硬派,他是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运动的老兵,曾于1972年夏天和格里·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伦敦失败的和平谈判。[20]休斯表示,伦敦会议的五个多月后,贝尔和贝尔法斯特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就如何处理琼·麦康维尔一事进行了辩论。“如果你们要杀了她,就他妈的把她扔到街上,”休斯记得贝尔说,“杀了她又把她埋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处死,这有什么用呢?”最好给当地其他人一点教训,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考虑当叛徒。贝尔提出,如果你们不让尸体被发现,那么这桩命案就“纯属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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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尔的提议被否决了,休斯说,否决人是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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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不接受这个逻辑吗?”麦克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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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接受。”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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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令让她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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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把她埋了。”休斯说。休斯猜测,他们可能担心,因为麦康维尔是女性,是一个丧偶的母亲,她的死可能损害共和军的声誉。但临时共和军确认了她的线人身份,必须对她实行终极处罚。因此,他们决定秘密杀害麦康维尔,并直接让她失踪。休斯表示,在等级制度的共和军,最终批准这个决定的不会有第二人选。“只有一个人下令处决那个女人,”休斯告诉麦克斯,“那个该死的家伙就是现在新芬党的领导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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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爆头小组尚不存在。因此,休斯说,亚当斯将运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的敏感任务交给了由小帕特·麦克卢尔管理的秘密小队。押送麦康维尔赴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而这个具体人选,就是杜洛尔丝·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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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普赖斯是麦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们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找到了对方,并发现他们都滋生出了极度的不满。[22]她生活在都柏林,他们一家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了那里。[23]她喜欢这座城市,但她希望两个儿子不会忘掉他们的贝尔法斯特口音。[24]最近几年,她和斯蒂芬·雷的婚姻逐渐变得紧张,最后他们于2003年离婚。[25]普赖斯继续住在一家人位于马拉海德的大房子里,那是都柏林北部一个繁荣的海滨郊区。她在家里摆设了许多她盛名时期的纪念品:装裱的简报、褪色的照片,以及挂在墙上的爱国横幅。[26]她和食物的关系一直未能恢复正常。她会邀请客人来喝茶,端上新鲜出炉的咖啡蛋糕,然后看着客人享用,自己却不愿吃一口。[27]“我不太喜欢吃东西。”她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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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写作抱负并没有真正实现,她一直未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不过有一段时间,她重返校园,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注册了法律课程。[28]对该课程的年轻学生而言,普赖斯有着不同寻常的形象。她年纪偏大,举止古怪,常常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总把头疑惑地歪向一边。她插话之前从不举手,还喜欢亲切友好地诘问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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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普赖斯走进女厕所时发现,学生们正排着长队等待。洗手间正在维修,有几个厕所没有门。“为什么你们都等在这儿?”普赖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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