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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厕所没有门。”一个排队的女生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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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知道你们没进过监狱！”[29]普赖斯大声说道，接着大步走向没有门的厕所，自顾自地解决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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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保持着她的尖刻和风趣，有时她似乎沉浸在其中。但也有迹象表明，她无法摆脱过去的困扰。她感觉自己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脑海中搜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30]她为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感到不安——那些她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31]她的许多老战友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时几十年前的可怕遭遇在脑海中闪现，有时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32]偶尔，当普赖斯开车载着后座上的两个儿子，抬头瞥向后视镜时，她会发现镜子里的不是丹尼或奥斯卡，而是他死去的战友乔·林斯基在盯着他。[33]有一天，在圣三一学院一堂有关政治犯的讲座上，普赖斯拍案而起，并开始喊出一连串共和党绝食抗议者的名字，然后冲出了课堂。她再也没有回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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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洛尔丝而言，《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尤其令她有一种被出卖的个人感受。“这个协议背叛了她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的信念，”她的朋友埃蒙·麦卡恩回忆道，“和其他许多人相比，它对杜洛尔丝造成了更强烈、更深刻的影响。”[35]她实施过炸弹袭击、抢劫过银行，还目睹过朋友们死去，并且自己几乎也断送性命。但她期望，这些暴力之举最终能实现家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对于新芬党今天的成就，我连一次美味的早餐都不该错过。”[36]她在爱尔兰电台接受采访时说。“志愿军不仅会送命，”她指出，“志愿军还要杀人，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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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作“道德创伤”。[37]有别于“精神创伤”，道德创伤涉及士兵如何理解他们在战争时期做出的违背社会的行为。普赖斯感到了极大的道德创伤：她认为她已经完全被剥夺了为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权利。而那个将共和主义推向和平之路的人正是她昔日的朋友和指挥官——格里·亚当斯。这一事实更加重了她的道德创伤。亚当斯给她下达过命令，她忠诚服从的命令。而如今，他似乎完全否认了武装斗争，尤其否认了杜洛尔丝。这令她出离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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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梅奥县举行的共和党纪念会上，她起身宣布，她“受够了”人们说他们从未加入过共和军。[38]“格里是我的指挥官。”她表示。这种直言不讳并不受新芬党的欢迎，不止一次有人严厉警告她闭嘴。[39]然而，即便新芬党明目张胆地进行信息管控，这也只会加剧普赖斯的愤怒。20世纪90年代，共和军在迈向和平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个小型武装派别，其中有些派别采取了进一步暴力行动。普赖斯偶尔会出席这些组织的会议[40]，但她并不是参与者。[41]“你们重新发动战争能带来什么？”[42]她会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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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她仍然无法放下过去。她的两个孩子丹尼和奥斯卡并不关心政治。[43]普赖斯开玩笑说，当她谈论自己年轻时的动荡岁月时，对他们而言就像“石器时代”那么遥远。1998年，在一系列教派谋杀案发生后，斯蒂芬·雷表示：“每个人变得如此习惯战争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可能。”[44]现在，普赖斯很难让自己平静下来。麦克斯创办了一本名为《毛毯》的杂志，以愤愤不平的共和党人的写作为特色。普赖斯成了定期投稿者，她常常在专栏直接致信批判亚当斯。“格里·亚当斯用一种为了不让基层士兵恐慌的温和语气，说的是，‘要知道，他们会离开的’。”她在2004年写道。“共和军会解散……武器会封藏在混凝土下……有些人会获得政治职位，其他人会得到满意的工作（社区工作等等），还有些人会开商店、开出租车，这里设个骗局，那里挖个陷阱。世事就是如此。”[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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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伦丹·休斯一样，普赖斯敏锐地意识到共和党殉道者被商品化的现象。她一眼看穿了亚当斯的一个暗示，即如果博比·桑兹还活着，他会欣然接受共和党运动向政治的转变。“他告诉我们，博比会全力支持和平进程，”普赖斯写道，“我常常会想，假如我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处境走向了预期的结局，谁会来代表我发言？我会为《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唱怎样的赞歌呢？”[46]（巧合的是，桑兹的家人对新芬党以博比的名义和形象来筹措资金的行为感到憎恶，并要求他们停止这么做。）[47]普赖斯愤怒地指出，当亚当斯面对某些共和党观众演说时，他会提及她备受崇敬的布蕾迪姨妈的名字。[48]她经常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这就是我们杀人的目的吗？[49]她会自问。这就是我们牺牲的目的吗？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50]有时，她会梦见亚当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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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她仍然对自己那段莽撞的个人历史极为骄傲。当一个叫塔拉·基南的美国研究生在2003年拜访她时，普赖斯说：“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向世人表明，任何普通人都能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信念，而在身体和精神上逼自己突破极限。”她说出这些话，让人感觉她是某种耐力运动员，而不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一个普通人能做出超乎寻常的反应，”她继续说道，“就像一个女人能把压在孩子身上的车抬起来，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潜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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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告诉普赖斯关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计划时，她同意参与进来。他们会在她家见面，一聊就是几小时。麦克斯开着录音机，她则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关于她引以为豪的共和党家庭背景，关于她作为青少年在民权运动时期思想的激进化，关于对伦敦实施的爆炸袭击，以及在监狱里的岁月和绝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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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采访开始之前，普赖斯说她想谈谈她在琼·麦康维尔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麦克斯之所以被选作此次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人，完全是因为他的非客观立场。他和他的受访者来自同一群体。普赖斯成了他的挚友，她参加了他和卡丽的婚礼，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金色礼服，手臂搭在布伦丹·休斯的肩上拍了一张照片。麦克斯的儿子出生后，普赖斯答应做他的教母。现在，当普赖斯宣布她准备揭开北爱尔兰问题最可怕的秘密之一时，麦克斯却在打开录音机之前犹豫起来。“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很想记录这件事，”他告诉普赖斯，“但作为朋友，普赖斯，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你有孩子，如果你承认参与了麦康维尔的失踪案，你的孩子将背负该隐的烙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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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按下录音键时，普赖斯选择不谈这件事。当他把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录音和文本——上面标注着她姓名的字母代号“H”——寄往波士顿学院时，里面的内容对琼·麦康维尔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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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失望，”麦克斯后来表示，“她听从了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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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三 沼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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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克努普费尔大步走在沼泽上。克努普费尔是一名退休英国侦探，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和修剪整齐的胡须。当他来到爱尔兰搜寻尸体时，他穿着一件醒目耀眼的橙色外套。在这片遍地石楠花和绿苔藓的景色中，他如同灯塔般跃入眼帘。30年来，克努普费尔一直在曼彻斯特担任侦探。[1]他处理过抢劫案和谋杀案，最后在侦查总警司的职位上退休。但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发展出了搜寻人体遗骸的怪异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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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之一，是所谓的“沼泽谋杀案”。案犯是一对精神失常的情侣——迈拉·欣德利和伊恩·布雷迪。从1963年起，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内杀害了五名当地儿童，并将他们埋在了城外的乡村里。最开始，只有两具尸体被找到。但在1986年，即谋杀案发生的20多年后，杰夫·克努普费尔被介绍给了迈拉·欣德利。她被判终身监禁，但她同意帮他寻找另一位被害者的遗体，并被警方的直升机送往沼泽地。欣德利体重超重，健康欠佳，高低不平的地形让她无法平稳行走。但克努普费尔牵住她的手，引导她穿过狂风肆虐的泥沼。[2]最终，他的团队发现了保利娜·里德的无名之墓。保利娜遇害时16岁，当时她正在前往舞会的路上，结果被欣德利和布雷迪杀害。她的尸体在浓密的泥炭里困了几十年，却诡异地保存完好。然而一暴露在空气中，克努普费尔回忆道：“她就开始在我们眼前腐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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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种令人生畏的资历，克努普费尔最后参与了爱尔兰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1999年4月，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实体——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追溯至《伊利亚特》、古埃及以及更遥远的时空，葬礼仪式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形成了重要功能。无论我们将所爱的人火化，或是埋葬她的遗骨，人类都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即用某种深思熟虑的仪式性方式来纪念死亡。或许，作为一种战争手段，被迫失踪最为残酷的特点在于，它剥夺了失去亲人的人们这种获得安慰的权利，使他们永远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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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悼念一个没有死去的人。”[4]阿根廷籍智利作家阿列尔·多尔夫曼曾评论。在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期间，有3000多人被迫失踪。[5]在阿根廷，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万。在弹丸之地的北爱尔兰，这个数字要小得多。独立委员会最终确认，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有16人被迫失踪。[6]甚至这一点也能反映出这个省方寸之地的规模：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会争论被埋葬在无名之墓的总计人数，但在北爱尔兰，你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单列在一张信封的背面：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凯文·麦基、琼·麦康维尔、彼得·威尔逊、埃蒙·莫洛伊、科伦巴·麦克维、罗伯特·奈哈克、布伦丹·麦格罗、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麦金尼、尤金·西蒙斯、杰勒德·埃文斯、丹尼·麦凯洪、查理·阿姆斯特朗、谢默斯·拉迪。[7]然而，确认死者的身份是一回事，找到他们却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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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员驾车行驶在乡村小道上，去和当地人见面，包括前枪手、酒吧服务员、农民和牧师。他们的请求很简单：告诉我们你听说了什么，告诉我们你记得什么，帮我们找到那些遗体。设立该委员会的立法明确规定，任何提供消息的人将获得一定的起诉豁免权。199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也就是委员会通过立法成立将近一个月后，两位天主教牧师陪同警方来到了邓多克郊外的一个中世纪墓地。在墓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警方在杜鹃花丛下发现了一口新棺材。[8]它是被匆忙放在地面上的，里面装着埃蒙·莫洛伊的遗骸。[9]1975年，莫洛伊在21岁时因为线人的身份被共和军杀害。莫洛伊的遗骸看上去是在一夜之间被挖出来装进棺材里，然后放在了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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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遗体后，莫洛伊的家人举办了一场葬礼，重新将他埋葬。不久，一位牧师找到了他们，说他从新闻上得知了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的消息，而他有话要说。他的名字叫尤金·麦科伊。他记得，25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接着被一群人带到劳斯郡一处偏远地区的活动房屋里。[10]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年轻人被绑在床上，这个人就是埃蒙·莫洛伊。那些人要在当晚将他处决，但在他们下手之前，莫洛伊要求对牧师进行忏悔。麦科伊神父离开家时太过匆忙，他忘了带上自己的念珠。那个貌似负责行刑小组的人掏出自己的一串念珠，递给牧师说道：“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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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非常恐惧。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请求麦科伊神父向家人转告他的遗言：告诉他们我不是线人。这并不是事实。[11]后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莫洛伊确实是一名线人。然而，他的遗愿是让家人听到相反的事实。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神职人员常常被卷入有违道德的处境中，而他们未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晚，麦科伊神父离开后，他没有找到莫洛伊的家人转告他的遗言。他也从未向警方报告这一事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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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一个月后，独立委员会在莫纳亨郡的一处沼泽发掘了另外两具尸体：布赖恩·麦金尼和他的朋友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是失踪人员家庭的支持者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儿子。他们因为从临时共和军的武器库盗取枪支抢劫酒吧而被杀害。[13]搜寻尸体的工作势头似乎越来越强。那年的一个夏日，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们聚集在劳斯郡库利半岛顶端的海滩上。那是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岩石嶙峋，微风掠过，距贝尔法斯特大约50英里远。共和军透露的消息表明，他们的母亲被埋在了这片海岸的某个地方。大型挖土机像史前怪兽般在发掘地点缓慢行动，长长的吊臂将土壤和沙砾铲起。[14]身穿荧光外套的警察手持风动钻机、尖嘴镐、铁铲和耙子工作，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则在一旁注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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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守候是麦康维尔家兄弟姐妹的重聚，但并不是一次和谐的重聚。小时候，他们拼命抵抗政府拆散一家人的任何努力，仿佛他们早就知道，一旦他们被分开，就再也无法回到一起。他们已经各奔东西，偶尔才会联系。如今，他们带着终于能找到母亲的希望相聚，有人却担心他们已经不懂得如何像兄弟姐妹那样相处。[15]他们的外貌依然惊人地相似。琼的大多数孩子继承了她瘦长的脸颊、突出的颧骨和撅起的小嘴。然而，这群如今三四十岁的兄弟姐妹，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老。他们面容憔悴，几个兄弟的手背和前臂都文有深蓝色的文身。他们彼此间关系紧张，容易争吵。当他们谈到琼的时候，每个人都倾向于用单数而非复数代词——“我的妈妈”——仿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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