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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美关系希望和疑虑交织。中美人士普遍认为，贸易、能源和环境是两国最重要的合作与互动领域。在美国人看来，贸易关系既存在最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也是最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在中国人看来，台湾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线。美国人眼中严重影响中美关系最突出的两大问题集中在经济领域：中国导致美国的工作流失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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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中美双方公众均给予美国政府负面评价，并且更多的美国人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值得注意的是，相当部分的中美受访者均认为人权问题是两国间有一定重要性的争议问题，美国的商界精英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表现亦呈明显批评态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众主流不支持美国对台的军事协防义务（支持的比例小于1/3），当前对协防台湾持否定态度的美国精英人数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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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也发现，近来有关中国食品、玩具等安全问题的事件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信心。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现在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中国，尽管大多数精英仍然对本土产品充满信心，不少普通公众（44%）却认为他们降低了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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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中国国际角色和北京奥运会持正面和积极的看法。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过去10年中有所上升，中美受访公众都相信20年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人普遍欢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且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中国公众与精英均肯定中国目前选择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对于中国发展的信心突出，相信中国将在未来世界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公众与精英中的大多数则对美国目前的走向不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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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众均肯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还有相当部分的中美公众认为北京奥运会有助于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体系与规则。有微妙差别的是，虽然中美受访者均认为中国应通过奥运会展现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繁荣富强的国际形象，但是美国国会人员更强调中国应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形象（53%），而中国受访者（30%左右）认为还应表现中国社会和谐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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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百人会”的分析和建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全球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持续扩大，同时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加。从“百人会”近年的研究和观察来看，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的升降往往都和中美两国在经贸、政治和外交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纠纷有关。此外，“百人会”的研究显示，到对方国参观访问有助于增强中美人民对彼此国家的好感，而两国公众均不信任对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情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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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国会工作人员认为与美籍华裔开展关于中美关系的交流对他们的工作有显著的帮助。他们还强调，中美两国必须完善战略对话与高层互访机制，扩大民间交流的渠道，提高双方媒体对彼此报道的客观性，通过双方的坦诚对话与相互协调，使分歧和危机得到及时冷静的处理，从而达到提高中美两国人民在彼此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消除误解、促进中美建设性关系之目的。美籍华裔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可以而且应该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推动作用。“百人会”主张以善意弥补偏见，以利益减少分歧，以希望取代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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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会上发表即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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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百人会”两次民调给予积极评价。我说，民调的动机是积极的，它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同任何民调一样，鉴于受访群体的利益背景、当时中美关系的事态变化、受访人数有限等因素的制约，民调结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参考。这次民调的几项结论与中美关系的现实比较吻合，“百人会”最后的结论意见有见地，是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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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久前的北京会晤，我们双方形成重要共识，即加强对话，增进了解，努力扩大中美双方共同利益。中国既积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也以开放的胸怀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人士到中国参观访问，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中国。我们真诚希望美国人士评价中国时，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我们既不要求别人美化，也不能容忍别人丑化。要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尊重，少一些傲慢；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偏见。中国人看美国不会划定框框，希望美国人看中国也不要先入为主。法国人戴高乐曾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但另一个法国人雨果说，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前者说明人类必须加强交流，缩短距离，后者则说明人类可以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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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言中我提到不久前在北京时张信刚教授送我他写的题为《尼罗河随想》那本书。我说，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很受启发。其中有一篇他1998年7月1日为香港回归一周年写的文章，文章结尾呼吁人们采用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把位于地球两边的，一个古老、一个年轻，而又代表着人类不同文明结晶的两个大国，带向一个互信、互重、互惠、互学的21世纪。他的这段话诠释了不同文明对话的真谛。我想在这里加上几句话，作为我阅读后的心得体会：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将对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中美两国人民如能以比天空更广阔的心灵开展对话，中美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为此，我们希望“百人会”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心灵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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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我当议联执委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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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说我当议联执委的那几年，有必要先交代一下议联是个什么组织，我们全国人大与议联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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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个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议会组织，即“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简称“议联”。截至2008年12月，议联共有154个成员（主权国家的议会）和7个联系成员（地区议会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美国因拒不履行成员义务，根据章程被中止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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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成立于1889年，发源于西欧，当时是为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和争端，需由议会出面进行仲裁而设。建构议联的设想最初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和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威廉·兰德尔·克里默（Randal Cremer）联名提出的。成立初始，它曾先后使用“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会议”和“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联盟”的名称，1922年正式改名为“各国议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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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议联的宗旨和功能随之改变。参与方式由原来的议员个人名义发展到各国议会组团与会，会议议题也由早期的国际仲裁和调停演变为就议会民主及国际问题进行辩论，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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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起，历次大会讨论的议题日趋广泛，几乎涉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各个方面。我国1984年加入议联以来，议联大会议题累计近百，涵盖40多个方面，包括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中东危机、中美洲危机、裁军和防扩散、非洲自然灾害、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债务、青年和就业培训、国际贸易及保护主义的影响、人权问题、难民问题、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妇女地位、关心保护儿童权益、老年人健康与福利、人口和粮食、禁毒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问题、和平利用外空造福人类、联合国作用及议会参与决策问题、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及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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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20年的努力，议联真正作为最具权威的国际议会组织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它密切跟踪和配合联合国事务，就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两次世界议长大会的召开，及时而有效地支持和呼应两次首脑会议的决议，从而显示了议联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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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与议联关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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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国初期，议联就与我国有联系。1955年7月，我国决定申请加入议联，并拟派出以彭真同志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当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4届大会，但终因美国的无理阻挠，我方申请被搁置，代表团未能成行。对此，我《人民日报》1955年8月3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的严正抗议》的社论。当年11月，议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接受我国入会申请，并驳回台湾当局“立法院”的入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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