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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5 1936年留美幼童CEM boys的最后一次聚会，共11人参加，平均年龄76岁。11人中有8人身着长袍马褂，3人身着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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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学习的都是技术性理工专业，这是中国当时最需要的领域，他们中后来很多都是像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像李恩富这种最终成为记者和报人的极少。但李恩富走了一条和后来的留美的胡适、留日的鲁迅一样的路子，胡适最初学的是农业技术，但他最后选择了哲学，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最看重的仍旧是理工领域，这是中国近代化之中必然要发生的，而几乎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欧美引入的，现在的人工智能、互联网云、生命科技等等更是如此，因此中国仍旧需要和欧美世界保持持续稳定的学术交流。现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很多基本的研究理路，仍深受西方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学界的，最为明显的几个领域大概是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些领域涉及的理论宗师或辩论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欧美学界人士。即便是笔者所在的比较传统的历史学界，从行文写作到注释标准，也几乎都是欧美舶来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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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我们要排拒舶来的知识和范式，而是说很多东西中国之前是没有的，是白手起家的，是从别人那里学习到的融入世界潮流中的必需的工具，而整个中国进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以后，接受这一秩序的话语势所难免。但是，这个现象并不是20世纪晚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是19世纪晚清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的，而就数学、几何学、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天文学等等而言的话，这个融合的进程则要上溯到至晚宋元时期，一直到清朝初期，即17世纪初。中国总体上是融合进世界秩序，但同时也很好地保存着本土文明；总体上多少像晚清张之洞所谓“中体西用”的样子，而不是像19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几乎全方位地以欧美模式替换本土模式。今日的中国，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属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教育体制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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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也颇有另一种声音时常出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丧失的自我的文化太多，需要从所谓“儒家文明”或者“国粹”中萃取精华，于是纷纷成立名目各异的“儒学”“国学”研究机构，也有以所谓“高等儒学”自命的，以期与西学抗衡，保守自我文明。这种认识，说到底和晚清时候那些反对西学传来的声音，甚或让留美幼童讲习《圣谕广训》，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晚清留美幼童计划的失败恰恰是这种声音造成的。历观20世纪中国史，也从不乏此种抵制西化的声音。儒学和道家学说、佛学等一样，是伟大的学问，我们不能丢弃，我们也没有丢弃，而且中国也有一流的学者，但在吸收他者文化以及保存和发展自身文化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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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了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历史，这多少和笔者自身刻骨铭心的中美教育经历和现在中美教育交流中出现的一些波折有很大的关系，但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中心道理：中国对外交流之门应该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之中不可自拔；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中国不会在对外交流中丧失自我，只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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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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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戊篇 金山之梦：在美华工和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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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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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882年《排华法案》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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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金山梦：华人移民大批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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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扩大经贸范围等等之外，还打开了另一扇往往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的大门：对外移民之门。这个大门一经打开，再也关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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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实际上，自乾隆朝初期（18世纪40年代）到后期（18世纪90年代）仅户部统计的内地各省的人丁总额已经由1亿增至2亿，并递增至3亿，经过嘉庆朝继续增长后，到道光朝初期的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理论上已经达到4亿人口，这意味着在短短一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同期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贫困人口的直线增加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天下之大，皇朝斯盛，而谋生之艰难或止于一碗饭。鸦片战争之后，劳力一夜之间可以作为资本大批输出海外，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代都有移民现象，特别是华南潮汕一代往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但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一轮与之前的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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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四年后的1848年，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并兴起了淘金热潮（gold rush），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导致中国华南地区特别是广州周围一带的华人大量进入该地。1849年初，54名华工抵达加州“San Francisco”一带，这个数字到1850年底上涨为4 000人，到1851年已经是25 000人，而San Francisco最初被中国人称为“金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于1855年发现了新的金矿成了新金山之后，San Francisco就被称为“旧金山”，中国后来的官方译名为“圣弗朗西斯科”，而现在也称“三藩”。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估计，在美西地区大约有7万到10万中国劳工。根据美国政府方面的统计，1860年在美华人34 933人，均在美西几个州，到1870年增至63 190人，1880年增至105 465人。这些移民并非都是为贫穷所驱使，有的是想在异国他乡发掘更多的资源和致富机会的国际冒险者，不少人是看到昔日的同乡从美国衣锦还乡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北美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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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留美幼童广东人容尚谦的回忆，当年华人从广东出发离港去美国“金山”，登船的时候都穿着绫罗绸缎，向岸边的人们展示他们将要踏上的是多么令人向往的航程，而一登船以后，船主就把这些好衣服都收起来，让他们换上破烂的衣服，再把他们塞到甲板之下。由此可见昔日船主煽惑中国人出洋发财致富的卑鄙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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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北美金山脚下之前，这些寻梦人需要在大海上漂泊三个月，而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无光的十二个星期。绝大部分人乘坐的是类似昔日奴隶贸易时候的货船，蜷缩在甲板下层狭小的空间之内，很容易感染疾病或遭受其他意外之灾。例如，一艘叫“蒙塔古夫人”号（Lady Montague）的船运载了450名华人，抵达加州时候已经有300人感染疾病死去。1871年的“多洛雷斯·乌加特”号（Dolores Ugarte）突发火灾，船员把中国人锁在甲板下的船舱之后弃船而去，导致500华人遇难的令人发指的悲剧。在运输华人甚至贩卖华人的北美商人的眼中，华人和茶叶、瓷器等物理货物没有任何区别，极少有人道主义的考量。华人们最终踏上了美西大陆之后，大部分立刻沦为了淘金的“苦力”（c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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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与大棒：美国对华人移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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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同期也开始面临日益突出的华工移民问题，而最初的潮流是鼓励这种廉价华工劳动力的输入。1849年，旧金山市长约翰·吉瑞（John Geary）特别举行了一个欢迎中国人前来加州的仪式。1850年9月，加州正式加入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第31个州。1852年，加州第二任州长约翰·麦克杜格尔（John McDougal）鼓励中国移民去整理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Sacramento River Delta）的大片沼泽地，而中国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这片面积达500万英亩（2万平方千米）的地方改造成了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农田之一。勤奋的中国人拯救了亟待开发和改造的美西。19世纪60年代末，华人已经占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从事矿业，此外主要是经营洗衣店、饭馆和小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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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全加州高薪招募跨洲铁路修建工人，而白人应召者寥寥无几，于是公司老板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尝试着招聘了50名华人，但担心这些身体矮小的中国人可能受不了修铁路的体力活。结果，这批华工证明了自己的耐力和实力。截至1867年，在该公司12 000名建筑工人队伍中，华工占了75%以上。当然，这批华工也遭受了各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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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坛总体风向是看到了华工的价值，鼓励他们继续为美国出力。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举行的欢迎作为中国钦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晚宴讲话中，就包括纽约州众议员爱德华兹·皮尔庞特（Edwards Pierrepont）发表的有关对待中国劳工的演讲。皮尔庞特提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仇视外国劳工的现象，特别是爱尔兰劳工（爱尔兰人移民北美洲由来已久，但在1845—1850年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中大约有上百万人移民到了美国），而“美国劳工们认为这些爱尔兰劳工将会让劳动力变得便宜，减少他们的工薪，甚至于一些政客们也认可这种偏见，并反对外来移民。”现在，皮尔庞特强调，大批中国劳工因为贫穷和人口过剩而迁到了加利福尼亚，“那些爱尔兰劳工曾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所受到的偏见，现在同样地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身上，而当地也通过了一些限制中国移民的法令”。然而，皮尔庞特说，当此跨洲的太平洋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之时，华工从西而东、爱尔兰劳工和德国劳工自东而西，不久就会跨过伟大的山脉而相遇；“美国最需要的是人工劳力，而中国最需要的恰是输出这些劳力，这是多么互惠互利啊！”（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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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位于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的剑桥公园（Cambridge Common）内的爱尔兰大饥荒纪念碑，由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于1997年7月23日捐建。笔者2017年6月摄。纪念碑表现了一个身着上流社会衣服的男士和安详地趴在他肩头的孩子，以及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妇女和她照样深受饥饿之苦的孩子，两个大人互相朝着对方伸着手，一高一下，一张一弛，传递着强烈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和公义等方面的信息。其背后刻着一句话：Never again should a people starve in a world of plenty。（任何民族都不应再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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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种美好理想和进步主义的指导之下，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华盛顿于1868年7月签署了天津条约附属条约，其中第五款鼓励两国自由移民，这进一步为中国移民进入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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