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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平壤大同江一瞥。笔者2018年6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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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斐尔之行以后，有消息说四名“谢尔曼将军”号上的船员仍旧活着，为了证明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海军准将戈尔兹伯勒（Goldsborough）又命令指挥官费比格（John C. Febiger）率领“谢南多厄”号（USS Shenandoah）军舰再度前往朝鲜，溯大同江而上，去进一步调查“谢尔曼将军”号的损失情形。当“谢南多厄”号到达大同江口并施放随舰小舟试图溯江而上之时，该舟立刻遭到了朝鲜要塞守军的炮击，被迫撤回母舰。费比格试图与朝鲜方面取得联系，希望对方能够对“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做一个解释，但朝鲜地方官知会他说因为他没有奉美国总统的训令，所以不能和朝鲜朝廷接触。费比格从朝鲜地方官那里获得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的解释，就是惨剧发生是因为船员们的不端态度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除此之外，费比格没有获得其他情报，只好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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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朝鲜政府由朝鲜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1863年，朝鲜哲宗国王薨逝，因无子嗣，经过李昰应的努力，其嫡次子李熙（1852—1919）入承大统（即朝鲜高宗）。李昰应拜封“大院君”，代年幼的国王摄政，称“兴宣大院君”或“大院位大监”，一直到1873年高宗亲政为止才退到幕后，乃朝鲜开国以来近500年中首位摄政的国王生父（图17.2）。李昰应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更与高宗后来的妻子闵妃相党争，为朝鲜近代史上之关键人物。大院君政策相对保守，1866年在朝鲜国内展开过镇压天主教的行动，杀害了一批法国传教士和朝鲜皈依者，史称“丙寅邪狱”，同年9月法国派军远征朝鲜，法军登陆江华岛，洗劫一番以后退去。法军的远征在朝鲜被称为“丙寅洋扰”，使得大院君进一步加强了其攘夷的政策。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的不幸，恰是发生在这种环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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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朝鲜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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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以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George F. Seward）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对朝鲜的通商政策，不断地建议美国政府和朝鲜接触，谋求打开朝鲜的大门。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们，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因为美国商船横跨太平洋的航线迫切需要同朝鲜达成朝鲜沿海地域的救助协议等事宜。外交和通商两个方面的压力，使得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与朝鲜的交际问题上来。1870年，西华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罗爵斯（John Rodgers）在访问北京期间，同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进行了关于远征朝鲜的商讨。镂斐迪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非常热心于远征的准备。由于美国所掌握的有关朝鲜的情报少得可怜，镂斐迪除了打算从清朝官员方面广为搜罗朝鲜信息之外，甚至一度打算从朝鲜赴华的贡使那里获取某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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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事先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镂斐迪希望总理衙门能够把他的信转交到朝鲜方面，总理衙门一开始明确告诉镂斐迪这种事情没有先例，不能代为转递书信，但镂斐迪进而做了多次要求。1871年3月28日，总理衙门抱着“关切属国之道”的心态，经由礼部将镂斐迪致朝鲜国王的书信转发给朝鲜之后，特意发函告诉镂斐迪此系“一时权宜之计”，日后不能再为美方代递书信。总理衙门也在信中再次强调说：“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镂斐迪在同年4月3日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年出任第26任国务卿）的报告中，将总理衙门屡屡表示的这层朝鲜自主之意解释为朝鲜是一个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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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19日，镂斐迪一行五艘军舰开抵江华岛，试图同朝鲜接触。5月31日，舰队到了汉江口，三名朝鲜地方官来到美舰，表示朝鲜国王意欲维系两国友善，但缔约一事尚需从长计议。6月10日，美军登陆江华岛草芝镇，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军事行动，总共摧毁了5所要塞。朝鲜方面大约250人战死，多人受伤；美军3人战死，9人受伤。镂斐迪试图靠对朝鲜的这次震慑性攻击迫使朝鲜政府答应谈判缔约，并试图重新与朝鲜政府进行书信联络，但当即碰壁。镂斐迪想让美国军舰沿汉江进入汉城，取城下之盟，但罗爵斯少将考虑到部队的给养不足以及擅自驶进朝鲜都城能否为美国政府批准还在未知之中，所以镂斐迪决定中止行动。7月3日，镂斐迪一行返回芝罘，未能达成预定的和朝鲜政府进行外交接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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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美国人的远征，被朝鲜称为“辛未洋扰”，和1866年以法国人为主角的“丙寅洋扰”一样，它对朝鲜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进一步增加了摄政的大院君对攘夷锁国政策的强化，以至于大院君命把刻有“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和“戒我万年子孙”字样的斥和碑立在汉城市中心和全国各主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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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征朝鲜回到北京之后，镂斐迪于1871年11月22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中朝之间自明代便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有名无实”。虽然很快便遭到了总理衙门恭亲王等语气强硬的逐条批驳，镂斐迪却认为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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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朝交涉与美国的再次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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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自1600年以来就实际统治着日本政坛的德川幕府，在新的国际外交的情况下不得不拱手将权力归还给当时的明治天皇，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图17.3）。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宣布废止幕府，此即“王政复古”。日本天皇由此逐渐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日渐变成近代日本国家的最高领袖。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即通常所谓的“明治维新”。在这轮改革中，日本传统的通过对马岛的宗氏家族对朝鲜的外交，被位于东京的新成立的外务省（即外交部）收走，对马藩遂永久失去了对朝外交的中间人和代理人资格，日朝交际变为两国间政府外交。对此外交上的剧变，朝鲜完全缺乏认识，依旧沿着传统的对马外交路线对待明治政府派往釜山进行官方接触的外交官，而东京新的明治政府试图同汉城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计划一时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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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日本京都二条城一角。笔者2011年10月摄。二条城本来是第一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从江户（今东京）到京都拜见天皇时的离宫住所。1867年11月9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即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此将政治权力奉交天皇，即著名的“大政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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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征韩论”再起，主张出兵征伐朝鲜，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副岛种臣等都主张对朝鲜采取积极强硬的政策。然而，自1871年到1873年赴欧美考察的岩仓使团的成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在归国后将“征韩论”一派暂时压制了下去，主张日本必须以富国强兵为先，这是岩仓使团高瞻远瞩的战略成果。当然，日本并未放弃征韩的计划，但要征韩首先要弄清楚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否则一旦征韩启动而中国直接参与干涉，那将是日本的噩梦。日本的实质目标，是要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否定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样的话日本对朝鲜动武之时就与中国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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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战略之下，1873年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访华与中国政府互换1871年的中日条约的时候，特意拜会了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谈到中朝关系和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镂斐迪把1871年时同总理衙门的照会往来拿给副岛种臣看了，副岛根据这些中美外交文书，得出了朝鲜在“清国主权之外”的结论，并特意抄录了一份该信函携回日本备用。正是通过这次日美会晤，日本在否定清政府声称的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外交政策上，开启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合流的闸口。这是恭亲王和清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们并不知道的美日外交沟通对日朝政策的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澄清中朝关系的性质，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派遣英美留学归国的年轻外交官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赴北京同总理衙门专门辩论朝鲜的国际地位一事，而森有礼也专门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府同李鸿章进行了会谈，最后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朝鲜为独立之国，朝日交涉不应受中朝关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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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有礼赴华商谈朝鲜地位的同时，日本派遣海军前往仁川，对朝鲜实行炮舰外交。1876年2月27日，日本在仁川迫使朝鲜签署了两国间的第一个近代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获得了在仁川等地方通商、遣使驻扎汉城等等权利（图17.4）。《朝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是朝鲜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朝鲜的国际外交处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的操纵之下，该条约第一款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欲表两国和亲之实，彼此互用同等礼仪接待，毫不得有侵越猜嫌之事，从前所有阻塞交情为患之诸例规，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通之法，以期两国安宁于永远。”通过如此规定朝鲜国家与日本国家保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平等关系，该条约试图否定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即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但是，这一规范在当时的朝鲜看来并不违背宗藩之义，因为在宗藩体系中，内政自主乃是一个基本内容，所谓“自主之邦”同宗藩关系并不能构成本质冲突。现实中朝鲜也完全不认为这一条约有何“近代”意义可言，而是认为两国通过签署一个条约使双边关系重归于好。朝鲜当时注意力并不是在第一条上面，而是集中在了第二条，即互相遣使驻京的条文上。此后朝鲜同日本之间就遣使驻京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这同清朝当年与西方各国关于遣使驻北京问题的谈判如出一辙，恰恰体现了传统宗藩观念与近代国家外交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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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1876年2月27日签字画押的朝日《江华条约》一瞥。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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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两种外交体系的背离，而朝鲜正是在这种背离中日益卷进了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大旋涡。《朝日修好条规》的正式文本有两种语言，一是朝鲜使用的文言汉语，一是日本语，没有英文或法文等西文本，因此就如何解释第一款，英法美等国不甚了解，即便日本外务省推出了英文译本，西方各国驻东亚外交官也都清楚地意识到译文和原文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对朝态度上都比较谨慎，因为对朝外交直接关系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西方近代外交体系和观念对朝鲜几百年来固有外交制度的渗透，正是通过日本一手操作的这一条约打开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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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地和朝鲜签订了条约一事，刺激了美国政府，使其开始重新考虑和朝鲜接触并缔约的可能性。1878年秋，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准将薛斐尔率领“提康得罗加”号（USS Ticonderoga）军舰前往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国家去执行一项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使命，其中包括朝美接触在内。薛斐尔于1880年春抵达日本，试图通过日本外务省联络日本驻扎朝鲜釜山的官员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暗淡的前景让薛斐尔和日本外务省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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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将薛斐尔的动机电告北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李鸿章当即邀请薛斐尔来华，探讨朝美接触。薛斐尔倍感柳暗花明，欣然而至天津，拜会李中堂。中美围绕朝鲜而展开的大国政治，就是从这个时候正式拉开帷幕的，而朝鲜在这个框架内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外交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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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薛斐尔来华之前，中朝之间已经为朝美接触做足了文章。自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缔结以来，中国很多人士感觉到了日本对朝鲜安全的威胁，也看到了朝鲜如果继续实行封闭的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严重外交困境。到此时为止，中国学着西方搞洋务已有十多年了，而朝鲜虽有大院君时代的一些改革，但总体而言一切照旧，一旦有变，无力支撑危局，中国以上国之地位和所负之道德责任，势必大规模介入，但结果如何，实难逆料。因此，李鸿章及其手下的一批中外幕僚，开始积极就朝鲜形势建言献策。朝鲜年轻的高宗国王，也非常希望改变本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他虽然要面对国内巨大的反对压力，但很乐意听取李鸿章等人对朝鲜时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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