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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之间的交流，面临很大的技术层面的困难。在中朝宗藩关系体系内，双边的官方交流渠道是有明文规范的，主要是北京朝廷和汉城朝廷之间的公文往来，主要负责机构是北京礼部和汉城礼曹（朝鲜对应中国六部设有六曹），即便是后来中国在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负责中国与欧美日各国交涉的外交机构之后，中朝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仍旧是通过礼部来完成，总理衙门截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为止，从未获得与朝鲜朝廷或者其后来成立的负责外事的“统理机务衙门”直接沟通的权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中朝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外交形势须臾变化的要求。虽然北京在这一时期逐步下放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朝鲜国王进行公文往来的权力，但李鸿章毕竟不过是一名地方总督，不能越俎代庖地站到台前指点朝鲜外事，只能背后提一些建议，这导致了中朝在这一时期内围绕朝鲜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悄悄地进行。对于这种体制性钳制，中朝双方都无力做根本的改变（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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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754年8月17日）清朝凤凰城城守尉发鸭绿江对岸朝鲜义州府府尹的移文，通知其已派兵丁携带北京咨文前往义州府。自凤凰城越江到义州府，乃是中朝两国在1886年电报线路架设之前公文沟通渠道的主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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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劝导朝鲜与其他国家通商的非官方行为中，最重要的一次莫过于1880年9月中国驻日本参赞黄遵宪写给朝鲜方面的一份建议，叫《朝鲜策略》。当时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在东京，与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以及参赞黄遵宪进行了好几次会谈，黄氏趁机给了金宏集一份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朝鲜策略》。黄氏认为，朝鲜与各国通商乃是大势所趋，而且当前大患并非日本，而是俄国，而要遏制俄国，朝鲜应采取的策略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氏还进而为朝鲜量身打造了一幅自强蓝图，劝其“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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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时段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黄遵宪等其实也是不识时务之人，可能都是被日本当时正在以“兴亚”之类名目出现的一些组织迷惑了双眼。日本已经于1874年武力进攻过台湾，1876年强力渗透到了朝鲜，1879年正式殖民了琉球王国并将其变为日本的“冲绳”。中国方面曾希望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能够在中日之间做琉球问题的调停，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图17.6）。在日本殖民主义如此迅速地崛起并开始吞并中国属国的局势之下，黄遵宪和何如璋等人在日本鼓召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风气之下，竟然依旧认为同属亚洲的日本是可“结”之国，那些非亚洲的国家才是心腹大患。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与日本都是中国的大患，一为内陆边疆大患，一为海疆大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周围地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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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6 1879年李鸿章与正在做环球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天津会谈，希望后者能调停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外交纷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664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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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集把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内后，朝鲜国王对黄氏建策甚是喜爱，决心照样推行，首先就是同美国交际，与美国谈判签约。很多朝鲜大臣坚守成法，反对开国，所以国王只好秘密派员赴日继续同中国驻日使臣等人接触，互通声息。朝鲜嗣后的若干改革举措，特别是和日本修约、和美国以及中国签约、派遣学生赴中国留学、派遣士人去日本考察、遣使美国等等，都是以黄氏蓝图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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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1月，朝鲜国王仿照中国总理衙门的模式，创建了“统理机务衙门”，是朝鲜第一个主办外交和通商的近代机构。2月，国王秘密派遣10名文臣士人准备前往日本考察，此即日方所谓的“朝鲜绅士游览团”。朝鲜开始了改革，但引起了国内儒生团体的强烈反对。自黄遵宪的小册子于1880年底流入朝鲜坊间以来，很多文官以及地方儒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上书抗议活动，从朝鲜各道前往汉城上书的儒生更是络绎不绝，甚至有万人联名，纷纷指责黄氏背叛孔孟程朱之道，乃属“邪学”，要求国王驳斥之以正视听，并维护孔孟道统。一直到了1881年9月，在国王杀了几个人以后，这场“卫正斥邪”的风潮才在鲜血中逐渐停止，国王一派胜出，得以继续推行联美外交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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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立约与中国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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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以来，李鸿章一直在积极地劝说朝鲜改弦更张。李氏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希望朝鲜广泛与各国立约，以求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当时丁日昌、何如璋、黄遵宪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自1876年初以来，李鸿章就一直通过私人书信的方式，劝导朝鲜的领议政大臣李裕元，希望他能够赞成朝鲜同美国等国家缔约，但李裕元视泰西诸国为不可交，使得李鸿章经年的劝导付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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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却也有了一重转机：国王希望派遣一批年轻学生，到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技术，徐图自强。李鸿章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谋求朝美接触的希望，结果和国王一拍即合，决定利用学生赴华学习的契机，完成朝美缔约谈判。朝鲜的这种留学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特意创造了一个“领选使”的名号，由支持国王开化路线的大臣金允植担任，负责监督学生前往中国“学造”（即学习制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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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月初，金允植一行抵达北京。很快，学生转往天津学习，金允植前往保定会见李鸿章，商量朝美缔约。此时薛斐尔业已从美国返回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和朝鲜全权大臣接触。但金允植并非全权，无从和薛斐尔展开谈判。情急之下，李鸿章建议金允植先利用国王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力权且一充全权，嗣后奏请国王后再补上正式头衔，但金允植认为此系欺君罔上，万不可为。最后，只好派一名朝鲜人员从速回国，奏请国王派遣全权大臣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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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金允植和薛斐尔望眼欲穿地在天津等了两个多月，却丝毫不见朝方全权代表的身影。苦苦等到了3月下旬，薛斐尔表示要直接去朝鲜，李鸿章无奈，只好出面同薛斐尔谈判。金允植这位朝鲜使臣，自始至终未参与中美两国有关朝美立约的谈判，全凭中方的通知，才能知晓谈判走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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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谈判的朝美条约草本有三个，但主要是以黄遵宪负责草拟的一个为主。最后双方议定了十五款条约正文，第一款留空，因为李鸿章希望在第一款中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金允植也十分赞成，但薛斐尔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薛斐尔只好电呈华盛顿请示。中美谈判结束26天之后，朝鲜派遣的鱼允中和李祖渊两名“问议官”方才抵津，但主要使命是要和中国谈判签约通商的问题，完全不是李鸿章等人翘首以盼的能够和美国代表商谈条约的全权大臣（图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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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朝鲜1882年的官方记录《美国通商实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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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商定的十五款中，有一款是关于美国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的。领事裁判权赋予外国公民不受居住国法律管辖的权利，是一种治外法权，最能体现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黄遵宪自己主动写进草本里去的，对此李鸿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赞成，认为朝鲜“素昧外情，虽使监管他民，实多难便之端”，而黄遵宪的“暂许美国领事管辖”美国人的建议“甚好”。因此，朝鲜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是在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认识的黄遵宪、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之下，认为这是中西“风俗礼教”之差异而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予美国的。中国官员以其昏昏，欲使朝鲜外交昭昭，其悲剧于此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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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鸿章派遣曾留学法国的属下马建忠，陪伴薛斐尔东渡朝鲜，襄助朝鲜政府与美方完成签约。1882年5月22日，朝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并没有写入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内容，而是将朝鲜置于一个同美国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位置，这一点比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要来得明确。作为补救措施，朝鲜国王在马建忠的建议下，特别向美国总统发了一个照会，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图17.8）。美国政府后来严肃对待了朝方的这一声明，其驻朝公使和驻华公使针对中朝关系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一方面，美国将朝鲜视为与美国平等的独立自主之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干涉朝鲜与中国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1882年6月6日，马建忠又协助朝鲜同英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鲜的国门进一步打开。因为与美国交际的原因，朝鲜在同期制定了该国第一面现代国旗，采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八卦图，其形制和现在的大韩民国国旗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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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8 朝鲜1882年的官方档案《壬午年清国问答》中的一页，其中记录了马建忠与朝鲜代表的谈话，马氏建议朝鲜国王发一个照会给美国总统，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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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兵变与清兵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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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条约签订整整两个月后，汉城忽然爆发了一场军士哗变，史称“壬午军乱”。哗变的主因是朝鲜的传统营伍缺少米粮，而日本军官指导之下的新式的“别技军”却粮饷充足，于是引发了旧营士兵哗变，杀死了新军的日本教官，冲击了日本驻汉城领事馆，并杀了闵谦镐等依附闵妃的外戚重臣，且意图抓获闵妃，同时要求大院君李昰应重新统理政事。大院君乐得其成，罢新法，复旧制，并匆匆宣布闵妃死于军乱。其实闵妃潜逃到了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逃回长崎并电告外务省之后，中国驻日大臣黎庶昌才知道了变乱消息，迅速电告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逝，遵制返乡丁忧，特荐其淮军旧部、两广总督张树声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鲜决定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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