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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时并无快速探知朝鲜情报的渠道，无论是朝廷、礼部还是总理衙门，都手足无措。此时，正驻扎在天津监督朝鲜学生学习军工制造的金允植，连同问议官鱼允中，成为了中国方面了解兵变的主要信息渠道。在获悉兵变的消息后，金允植多次同天津海关道周馥进行笔谈，一面竭力要求中国迅速出兵代为戡乱，一面在着力替国王辨白的同时，逐步指认高宗的亲生父亲、曾经摄政十年而如今在闵妃一党的排挤下已经失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变乱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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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都是朝鲜国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国官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诸如叛军攻打王宫、闵妃遇害、大院君掌权的消息，似乎也都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中方判断，朝鲜国王已经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应乃罪魁祸首，目的是要篡权，也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图危宗社”“窥伺藩位”，中国既是上国，理当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样，派雷霆之师前往戡乱，除萧墙之祸，保其国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官兵到达汉城后，包围大院君的住宅，然后以朝鲜王大妃的名义将大院君赐死，“为国除害”。8月底，张树声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大军东渡，入朝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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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等人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部队的“向导官”，随吴长庆大军回到朝鲜，协助清军行动。清军用了短短几天即控制了局势，然后将闵妃从忠州迎接回汉城王宫。吴长庆等人虽然没有像金允植建议的那样杀掉大院君，但却在入朝后很快将其诱捕，随后迅速押送到天津，次转至保定，一直羁押到1885年方准其回国，去遏制重新抬头的闵妃势力。对中国而言，这次出兵不啻挽救朝鲜社稷于万一（图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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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9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画像。李熙1863年被清朝册封为国王。1919年1月21日突然逝世，有人认为是被日本方面毒死的。民众随后纪念高宗的活动引发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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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次行动，目的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要拯救朝鲜国王，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权，路数完全相同，均为中国在宗藩框架内所担负的上国道义所推动。另外，清代中国身上背着的乃是历代以来早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属国讲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来的主权国家概念。例如，在处置羁押在华的大院君时，张树声、李鸿章都建议将大院君永久羁押在华，仍允许国王派员探视，而李鸿章针对扣押大院君所指出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根据，竟是元朝至治年间流放忠宣王于西藏，以及至元年间流放忠惠王于广东揭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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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至少在1882年这个时候，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有当时大国政治外交的考虑，但其合法性则来源于中朝历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国对朝鲜王室的确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和平时期并无表现。这也同时说明，欧洲舶来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朝两国的朝廷交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国际政治理论来观察晚清中朝关系，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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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这次出兵朝鲜，也为年轻的袁世凯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吴长庆领兵东渡之时，就在从山东开往朝鲜的军舰上，时年23岁的袁世凯结识了朝鲜前军向导官金允植。袁世凯意气风发，曾提笔对金允植说：“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师，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赏袁氏的勇猛刚毅，但温和地建议袁世凯还是先到仁川之后再视情形如何做下一步计划。当时的金允植决然不会想到，恰是这位23岁的中国人，不久之后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驻扎朝鲜都城长达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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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驻朝与中国代表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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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请求中方留驻部队，并派熟谙洋事的干练之人到朝鲜，襄助朝鲜外交通商以及组建海关等事务。同年9月，双方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互派商务委员。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谈判签署的条约，早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了。按照中方说法，这不是一个“条约”，但从形式上和朝美条约没有本质差异。通过这一章程，中国也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朝鲜半岛，在仁川等地方开始设立中国租界，日渐引发了日后与日本、美国、俄国等国家认为中国要殖民朝鲜的担心，进而造成了诸多外交矛盾和纠纷（图17.10）。到了1882年秋，中国对变乱之后的朝鲜如何处理外交通商事务的督导工作，逐步按照朝鲜的需求铺开。同年11月，李鸿章选派马建忠的胞兄马建常（即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和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过的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以顾问的身份前往汉城，襄助国王整理洋务。也正因为如此，朝鲜新建立的西式海关税务系统，受辖于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架构上是中国海关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年报都是附在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汇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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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0 仁川中国城的牌坊。笔者2015年6月摄。仁川中国租界是1883年开始设立的，很多华商从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前来做生意。中国租界西面和南面靠海，东面邻日本租界，东北面邻英美国际租界。现在原日本租界地面保存有好几家博物馆，原中国租界地方仍旧活跃着很多华人商店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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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讲明的是，这一系列的指导工作，都是在传统宗藩框架内，经“下国”朝鲜请求，中国才以“上国”身份着手处理，原本并非中国要主动去做去管的。朝鲜国门洞开之后，几乎连懂英文、法文的人才都没有，对如何写就针对欧美等国外交文书、如何组建新式海关和征收关税，甚至连本国国旗样式的制定等等，都没有认识，可谓手足无措，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中国这个已经大搞洋务二十多年的“上国”。例如1882年朝鲜与美、英等签订外交条约，主要依赖马建忠等人的从旁襄助和指导。后来，很多人根据表面的观察，得出此乃李鸿章等人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的开始，并得出传统宗藩秩序就此终结的结论。如此论断，均系观察不深所致，常常失之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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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初，马建常和穆麟德抵达汉城，而美、英、日等国的驻朝领事也纷至沓来。同期抵达的，还有中国的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台陈树棠，其正式官名为“委办朝鲜商务委员”，归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汉城这个“隐士之邦”的安静古都，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成为各国外交官的舞台。但陈树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烦心事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最要命的有一件—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他对泰西同行们道不明、说不清。他要强调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而其余同行虽然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和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在公开场合都认定朝鲜系一独立的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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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5月，美国首任驻朝鲜公使卢修斯·富特（Lucius H.Foote，1826—1913）抵达汉城，他在觐见朝鲜国王时所做的致辞中说：“当今进步之时代，道义的力量高于武力，而一个国家的弱点有时候也恰恰是它的军力。……时间已经证明，最高的文明唯有通过友邦之间的自由交流才能获得。”美国国务卿在同年3月给富特的训令中明确就美朝中三边关系做了指示：1882年的美朝条约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就美国而言，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但除非本国权益受损，美国不会干涉中朝两国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国默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只要别碰了美国的蛋糕就可以了。这种两面的实用主义外交，也为英德法俄等国家所仿效。因此，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出面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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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之后，美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涉及外交、宗教、教育、海关等诸多方面。例如，最早抵达朝鲜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1858—1932），后来成为朝鲜国王极其信任的医官，并于1885年在汉城建立了朝鲜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即现在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附属的著名的塞弗伦斯（Severance）医疗院。安连对朝鲜当时的国际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与安连一样，大量的美国传教士从美国本土和日本、中国等陆续进入朝鲜传教和举办文教卫生事业，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例如延世大学前身就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于1915年在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儆新学校，到现在成长为韩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图17.11）。从长时段来看，因为美国文化影响的缘故，现代的韩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韩国也是到现在为止东北亚诸国中唯一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与该国历史上彻底儒家化的朝鲜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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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1 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校园内的元杜尤讲堂。笔者2011年4月摄。这所讲堂建于1924年，前庭中有元杜尤塑像。延世大学是由美国教会支持建立的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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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等国的驻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务委员陈树棠发生外交事务上的来往，而是同朝鲜新成立的统理机务衙门这个外交部门联络，事涉华商者，亦通过统理衙门经办。于是，天朝来使陈树棠就被晾在了一边，其尴尬地位屡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陈树棠的应对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自己的权利合法性做辩解，讵料被指该章程前言明言只适用于中朝之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朝签约之时的聪明文字游戏，此时真真是作茧自缚。对于此说不清“我是谁”的问题，陈树棠一再有尴尬和蒙羞之感，屡屡向李鸿章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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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1884年，在委派驻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负责人的时候，陈树棠特意任命他们为“办理华商事务理事”，赋予其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外交事务的交涉权能。此外，“理事”和“领事”虽然在中文中发音相近，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内部负责某务的主事者，后者是专办外务的外交官，而中国不能承认派往其属国朝鲜的官员是驻扎主权国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国在朝鲜只有理事，而无领事，以昭显天朝独一无二的权威和中朝间宗藩伦理上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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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陈树棠在同美国领事富特和李鸿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头衔修改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管理权由此涵盖了外交事务。这个修改，陈树棠认为颇合两国“体制”，甚符“上国”官员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朝鲜自1884年4月派驻天津的商务委员、工曹参判南廷哲，对中国朝廷方面仍要称“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语，旨在保持宗藩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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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陈树棠终于感到名正言顺了，但各国公使对他的新头衔不免心生疑窦，担心这是中国政府要控制朝鲜政府的表现。早年驻过北京的英国第一任驻朝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要求总理衙门解释清楚陈树棠究竟系“何等职衔”。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系中国属邦，不得比照驻扎各国使臣之例……（陈树棠）官阶既属道员，自与各国总领事分位相等。”这就是说，中国根据1882年中朝双边章程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职位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领事。这就为日后中国驻朝委员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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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甲申政变与中日交涉：中国不败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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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陈树棠担任新职务还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鲜开化党人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于12月4日发动的政变，时逢农历甲申年，故史称“甲申政变”或者“甲申革命”。开化党人占领王宫，挟持国王，杀死了李祖渊、赵宁夏、闵泳穆等倾向“事大”的亲华大臣，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进入王宫支援。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进一郎，也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礼前往北京和保定，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辩论朝鲜国际地位问题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连同其日本部队，两天后就被清军统帅吴兆有和他的副将袁世凯、张光前击垮。一场刀光剑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败（图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