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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 清末出现的著名的《时局图》，描绘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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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个时候也将势力迅速伸到了这一地区。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爆发了战争，即所谓的“美西战争”。这场战争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波多黎各，迅速延伸到西班牙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菲律宾（即中国传统称呼的“吕宋”，是以菲律宾最大的吕宋岛代指整个地区）。1898年6月，美军占领了关岛。同年12月10日，美西签署了《巴黎和约》，西班牙全面放弃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割让给美国，菲律宾卖给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美国第一次将其势力正式拓展到了太平洋西侧，即现在通常说的亚太地区，直到今天也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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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领古巴、菲律宾和关岛，并在同期兼并夏威夷，是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自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抛出旨在反对任何欧洲列强殖民美洲国家的“门罗主义”以来，美国一直是反对海外殖民主义的一个代表国家，但这一切随着美国击败西班牙而走向终结。正如美国学者艾伯特·温伯格（Albert K. Weinberg）指出的那样：“美国要求获得菲律宾是建立在战争赔偿的合法基础上的，但在根本层面上也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式的预期之上的，即胜者可以在和约中写上他想要的一切。”美国以海外殖民者的身份忽然出现并且长足伸到东南亚，貌似与美国素来反对的海外殖民主义构成冲突，然而美国通过“昭昭天命”观念合理化了其海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乃至于很多人认为美国如果将菲律宾等重新返还到曾经的压迫者手中的话，或者在打败了西班牙殖民政府后却抛弃了当地人不管而造成当地混乱无序的话，那么美国将会是多么野蛮和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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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声称，美国不仅要去教育、解放、文明化和基督化吕宋岛，而且要将这一事业推到整个菲律宾群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坚定了其文明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的责任与昭昭天命，很多人称其是一种“仁慈的帝国主义”（benevolent imperialism）。除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之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式的帝国主义还可以向外推销带有美国印记的“自由”（liberty），正如位于纽约的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莱曼·阿博特（Lyman J. Abbott，1835—1922）所呼吁的那样，美国可以把欧洲的传统的帝国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即自由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liberty）”。菲律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成了新兴的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块海外大试验田，而美国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勃兴，也是最初就建立在一种以差序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包装起来的天赋使命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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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内战以后的工业商业等大发展以及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末期，并开始向旨在进行一系列重大国内改革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转变，在很多方面开始大变样，但其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为其改变海外殖民政策提供了经济支持，其昭昭天命的基督教观念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精神和道义的支持。当此时代大潮，获得菲律宾从很大层面上激励了美国政府进一步走向积极扩张的帝国主义。对一些美国政治家而言，美国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第二梯队的位置，可以扬眉吐气了，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库什曼·戴维斯（Cushman Kellogg Davis，1838—1900）就说：“美国已经不再是西方大陆上的中国了。我们还活着，感谢上帝，我们绝不能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欺负，不管是大的国家还是小的国家。”《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一篇社论中说：“一种新的意识似乎降临到了我们头上—一种力量的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是一种新胃口，是一种去展示我们的力量的渴望。这或许可以和野兽新尝了鲜血之后的反应相比较。不管是雄心、利益、对土地的渴望、荣耀、对战斗本身的热爱等等，我们被一种新的感觉所支配了。我们正面对着一种奇怪的命运。正如丛林中鲜血的味道那样，我们人民的口中已经品尝到了帝国的滋味。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帝国政策将用武装起来的国家取代重新站起来的共和国。”就此而言，1898年后的美国，已是一个以昭昭天命武装起来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主义”日渐抬头，奉行多年的“孤立主义”同步衰退。（图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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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美国杂志《哈珀斯周刊》1900年1月6日刊的题为《跑到东方》（Away Down East）的漫画，画中山姆大叔骑着犄角上写着“菲律宾诸岛”的斗牛，跑到了地球的东方，牵着牛的代表基督教的小天使一手扶着美国国旗，国旗上写着“一个好政府和商业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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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领菲律宾之时，清楚认识到了英、法、俄、德、日诸国在中国的竞争进入高潮，而自己在中国还没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为了避免本国商业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和蚕食，华盛顿决定走传统的国际势力均衡的外交道路。1899年9月到12月之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通过美国驻英、法、德、意、俄、日的大使，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发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照会，要求各国维系在华势力范围内的通商口岸的贸易自由，互相保持开放，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对于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第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口”（free ports）除外]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各自“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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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在义和团已经进入北京并包围各国驻华使馆区的时候，海约翰发表声明说各国都支持美国的提议，实际上各国认可的程度差别很大。7月初，美国政府再次对各国发照会重申了这一“门户开放”政策，呼吁各国维系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现实中，不少人对“门户开放”政策存在望文生义的错误理解，误以为是列强要求中国保持开放门户，其实，这一政策是要求在华列强之间彼此互相开放其门户，也就是其势力范围覆盖之内的通商口岸。从这个角度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建立在诸国共同压榨中国的基础之上的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不过是实现“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前提，否则该政策根本无从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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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政策是由海约翰的好友、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官柔克义构思的。柔克义本人早在1884年就远赴北京出任驻华使馆秘书，此后去过朝鲜和欧洲等国家任职，汉文功底很好，对很多中国外交问题做过精深的学术探讨，他后来也是义和团事件后派去北京谈判的美国代表，最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柔克义本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很深，“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设置其实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所谋划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外交上保持中立原则的又一个具体政策表现，有利于诸列强在华的势力达成表面的均衡，维系了中国名义上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直到今天，美国很多政治家在重要讲话中回顾美中关系的时候，“门户开放”政策仍是其着重强调的积极的历史遗产（图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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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 1899年5月31日美国杂志《顽童》发表的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漫画，画上代表英国的约翰牛与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分别站在写着印度和菲律宾的大门两边，欢迎分别代表德国、俄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人抱着各式商品步入大门，大门之内是代表中国的插着黄龙旗的楼亭。这张图表明了一种在华列强的联合殖民主义政策，颇有门户开放就等于开门揖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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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日的我们也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提出的时候，恰是刚刚击败西班牙的美国快步进入帝国主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维系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并非要去拯救中国。海约翰在致各国的照会中对该国的在华利益首先加以承认，这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得对方认可其“门户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假若当时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难道中国就会真的被各国切实瓜分吗？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尽管中国孱弱不堪，没有哪一个列强有能力和有可能完全把持和操纵北京政府，因此“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清政府领土和行政权完整而言，原本就是无关宏旨的。那“门户开放”政策出台后达成了美国预想的效果吗？实际操作中，这一政策只是指向达成一种外交默契或者说外交联合，对列强在华扩张没有国际法层面的硬性的钳制力量，日俄两国在东北的持续争夺并最终引发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的日俄战争，就是典型例子。就美国自身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推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打进了北京紫禁城，而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家们到今天都是闭口不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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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1784年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到1844年同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再到1862年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抵达北京，对华交往的核心政策就是发展商贸。美国的这个政策在1862年以后延续了差不多40年，到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占了菲律宾，以及1900年以八国联军之一的身份出兵北京之后，美国对华政策才开始发生比较根本性的变化，此后除了继续发展商贸之外，积极参与到中国和东亚的政治之中，日渐成长为世界“东方”也就是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之一。自1898年以降，美国再也没有从帝国主义征服者的马背上下来过（图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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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5 美国杂志《评判》（Judge）于1900年3月21日发表的题为《说起来，菲律宾毕竟只是前往中国的跳板》（And, After All, the Philippines Are Only the Stepping-Stone to China）的讽刺漫画。表现了山姆大叔扛着钢材和各式机械，手持“教育与宗教”之书，踩着插着美国国旗的菲律宾，朝着中国而去，而中国贴满了各式各样的“需要……”的帖子，一个中国人还在张开双臂欢迎山姆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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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会面：慈禧太后首次接见各国公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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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遭受德、英、俄、日诸列强胁迫而不断签约和丧失主权的1898年，中国国内展开了变法自救的运动，当年岁在戊戌，所以史称“戊戌变法”。这场变法是在甲午战败和列强群起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拯危救亡于一旦。在变法派主力康有为等人的强烈建议和推动之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了维新诏书，开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改革，包括兴办实业和设置新式学校等等，但慈禧太后担心其所能掌控的中枢政治局面失控，而她自己可能也会失去权力，于是在9月21日囚禁了光绪帝，取消了变法的绝大多数举措。此次变法前后总计103天，亦称“百日维新”，总体上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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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日维新”开始前不久的1898年5月，慈禧太后曾破例接见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亲王（Prince Albert Wilhelm Heinrich, 1862—1929）。海因里希亲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的弟弟，当时率领德国海军前来加强胶州湾防卫，本身系山东巨野教案后清政府被迫将青岛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的外交后果之一。当时中国情况窘迫，慈禧太后决定亲自出面接见这位年轻的德国亲王，这使他成为慈禧接见的第一个欧洲高级官员，且是受太后接见的第一个欧洲男性官员。当时驻京公使团主任（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是自1860年各国公使正式进驻北京后的一个传统，通常由外交资历最长的公使担任，并非正式职务）是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窦纳乐夫人则担任公使夫人们的领班，她希望海因里希亲王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转达希望公使夫人们能够觐见太后并庆祝太后64岁大寿的愿望。随后，窦纳乐也代表公使夫人们向清廷表达了同样的请求。慈禧太后很快答应了接见各位公使夫人，但因“百日维新”而推迟到了同年的12月才实现，彼时新任美国公使康格已经于同年7月履任，因此康格夫人萨拉赶上了年底的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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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在各国驻京历史上，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太后从来没有接见过任何外国公使夫人，这次不仅答应了接见，而且是一起接见所有的公使夫人。各公使馆都十分兴奋，却也发生了一些争吵，主要是翻译的人选问题以及各馆秘书的夫人和女儿也想一起前往。毕竟，觐见中国的太后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诸公使馆闹腾了一阵子，最终还是决定只能公使夫人们和三四名翻译前往。觐见本来应该在慈禧太后的生日即农历十月十日（当年公历11月23日）举行，但当时有位公使夫人不在北京，新任俄国公使尚未递交国书，于是只好延期。北京礼部选择了 12月13日为接见的良辰吉日，当日是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初一，即冬月朔日，是当年大雪后第六天、冬至前第九天。负责外事的总理衙门为此提前制定了详细的觐见礼仪程序，并发给了各公使夫人。见面时候各位夫人只行鞠躬礼，并没有下跪磕头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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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午10点钟，总理衙门派随员一名、马夫两名和五人抬的轿子一顶，到英、美、法、日、俄、德、荷等七国公使馆迎接各公使夫人，包括美国公使馆的康格夫人，而后到英国公使馆齐集，11点准时一起出发，前往紫禁城西侧的西苑（今中南海）的仪鸾殿。仪鸾殿建成于1888年，是慈禧太后的冬季寝宫，1908年11月慈禧也是在那里逝世的，并不在紫禁城中。诸位公使夫人首先乘轿抵达了西苑的第一道门蕉园门（今已不存），换乘铺着红布的轿子，每顶轿子都由六名太监抬着往里去，四名外国翻译则只能步行。到了第二道门福华门时，换乘到一个法国赠给清廷的火车车厢里，沿着1889年在西苑园内修建的皇家铁路（即所谓的“西苑铁路”，全长1 500米左右，民国时期全部拆除），由数十名太监拉着走了一小段到瀛秀门，各位夫人下车，受到了一批中国官员的欢迎。这帮太太们每人喝了一杯茶，算是举行了一个茶礼。随后，她们在庆亲王奕劻（1838—1917）等几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到了仪鸾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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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在仪鸾殿内等待她们的到访。七名公使夫人将外套脱在外室，按照居京时间长短排好顺序，和四名翻译一起进入殿内，朝着坐在宝座上的太后和皇帝深深鞠一躬。第一位翻译将公使夫人逐一介绍给庆亲王奕劻，然后奕劻再将夫人们介绍给太后和皇帝。随后，窦纳乐夫人宣读了一份献给太后的简短致辞，表示她们为能够被太后接见来庆祝太后的64岁万寿而感到十分高兴，并且表示：“我们特别高兴您已经迈出了结识各外国公使夫人的第一步，我们也大胆地希望，您的这一典范将为其他的中国女士所仿效，而且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将继续在彼此社交中越走越近。”慈禧太后由奕劻宣读了她的简短而友好的回复，说：“今天接见的外国公使太太们已经一起献上了福愿，她们说的都是吉祥话儿，叫我很高兴。现在中外融洽，天下太平。我打心底里希望公使太太们在中国生活平安，万事如意。”然后，每位公使夫人逐一向前登阶，先到光绪皇帝的宝座前深深地鞠躬行礼，皇帝则伸出手来示意平身和友好，然后夫人们继续走到太后的宝座前深深鞠躬，翻译们在阶下翻译。和光绪皇帝不同，慈禧太后是伸出双手，将每位公使夫人的双手拢在自己手中，一边在她们每人的指头上套上一枚沉甸甸的带着一颗大珍珠的金戒指，一边和颜悦色地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One family; all one family.）这之后，各位公使夫人下阶，退后，恢复进殿时的顺序。最后觐见结束，夫人们退出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