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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11月27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刘晓副部长转递苏共中央11月24日致中共中央函，通报推迟会议的决定时，却不啻是在向中共下达最后通牒。针对苏方关于举行会议不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政策。[11]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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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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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逗留。周恩来同柯西金举行会谈，双方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做了最后的努力。而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说：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说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并劝苏方不要再将会议改期，不要把起草委员会会议改为协商会晤，说：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你们索性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毛泽东并提出要反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一万年。针对柯西金关于中苏两党如果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的看法，他表示，可以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是：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13]毛泽东这个表态，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就是要继续坚持让所有兄弟党无条件接受中共1963年6月提出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25条建议，直接向莫斯科显示了要与苏共在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上一争高低的决心，从而最终打消了苏共缓和同中共关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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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在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背景下，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举行，被邀请与会的26个兄弟党中，有19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14]会晤中各党之间存在分歧，有的要求苏联立即和共产党中国和解，有的申斥苏联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15]在讨论起草公报时，关于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意共代表主张只应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英共代表则坚持说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条件是苏中两党举行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意共代表并对公报提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保留意见，认为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已经过时。与会者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应先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的代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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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会晤最终还是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表示声援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会晤公报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公报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并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会晤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规定：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晤和多方会晤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式的公开论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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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晤对于新的苏共领导人来说，最基本的成果就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都表示决心为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运的统一和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18]通过这种表态，苏共看到了保住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景。而对于中共来说，这次会晤则产生了影响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形象和地位的几点不利的因素：其一，会晤选择于美国加紧侵略越南步伐之时召开，形成了支援越南抵抗美国的共同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一致行动援越抗美。苏共由此率先在最直接现实的援越行动中打出了反帝、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就把中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响应苏共的号召，服从苏共的领导；要么继续与苏共论战，把中苏两党分歧置于国际共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使自己的反帝旗手的形象大打折扣。其二，会晤不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而是制定了加强团结的提案和具体办法。莫斯科借此既造成了国际共运总路线继续以苏共纲领为核心的事实，又渲染了苏共的平等协商作风，进而将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旗帜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中共由此陷入被动，实际背负起了违背自己所接受的共同纲领、分裂国际共运的名声。这种状况，使中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给莫斯科三月会晤戴上了“非法的”、“分裂会议”的帽子，并部署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苏共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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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在会晤于3月3日公开发表反对美帝侵越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不到24小时，以及苏联政府同越南政府讨论实际步骤之时，莫斯科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和苏联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附近举行反对美帝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和马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中国驻苏大使馆于5日向苏联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人民日报》迅即报道此事件并全文发表了照会。[19]消息传至中国国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对苏联镇压留学生事件采取抗议行动；中共则借这次事件，攻击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20]由此，迅速掀起了一波反苏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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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其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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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开发表。[22]3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三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成果。德、波、捷、匈、保、蒙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意、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3月11～17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肯定这次会晤及会晤公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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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国加紧了继续反击的步伐。3月11～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提出：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24]毛泽东并于19日在武汉会见爱泼斯坦等外国专家和一些亚洲兄弟党代表，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赞成他们提出的，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的意见，指示文章修改时突出强调一下团结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篇文章。[25]中央办公厅等则于3月12日联合发出通知说：即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评论莫斯科分裂会议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求中国驻外机构、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部队组织学习和讨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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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的面目，即“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并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分成几类，评论说：参加分裂会议的19个单位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文章奉劝苏共新领导，“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文章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播出了这篇文章。[27]中国党的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不能以苏共纲领为各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而是直指其内政，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大政方针是错误的。苏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能换来共运团结的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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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莫斯科把三月会晤看作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希望借此重树苏共对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及其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不啻于在下“最后通牒”。三天之后，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协商会晤总结报告中，谴责这篇文章说：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苏斯洛夫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总结的决议》，指出：会晤是在加强国际共运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苏联共产党同意会晤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28]只是，苏共及其支持者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开出的恢复统一的条件；特别是会晤既然主张新的国际会议预备会要由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代表参加，其结果就必然是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无法举行，只能无限期地拖延，等待中共的同意。这其实已造成了决定召开世界兄弟党大会的不是苏共，而是中共的既成事实。故而，会晤关于重新整合队伍的呼吁和规定注定了只能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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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同以苏共为首的队伍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一年以后，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此后，中苏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党际关系的痕迹了。这种情况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但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便显得十分“不正常”了。总之，事实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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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4月，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30]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由于苏联方面向三月会晤的参加者散布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苏斯洛夫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中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31]中苏两匿又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对于越南来说，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却仍然强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是“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32]由此，随着苏联援越力度的增强，越南党虽然为了获得双方援助而对中苏两党的对峙采取骑墙态度，既向苏方表示同意举行三月会晤，又拒绝参加会晤，其对中国的离心力却还是增强了。中国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夺走，听任其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听任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失去中国南部的这个保护屏障，于是，中苏两国在围绕莫斯科三月会晤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同时，又在援越抗美的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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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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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33]是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34]同时加强援越，准备增调空军师、高射炮师到昆明、南宁等地，并充实援越第一线的兵力。中越双方还开始磋商实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并签订了军援协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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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这种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外援主要依赖中国的局面，致使河内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虽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向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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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37]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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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即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援越抗美的思路中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这时在中国看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但不比赫鲁晓夫好，而且比赫鲁晓夫更坏”。[38]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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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准备发动肃清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大革命的现实，实际也将两国携起手来合作援越的道路封死。1965年初莫斯科三月会晤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反帝、共同行动之后，4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即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搁置分歧，采取联合行动。中国方面于7月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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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因此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4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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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1965～1969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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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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