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4090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订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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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2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就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实际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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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4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做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晤时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理由，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说成是企图“控制越南和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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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6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华行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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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8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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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0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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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2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一条重要通道。[47]其间，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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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4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48]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对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它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它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49]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50]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向越南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51]但是，苏共中央于1%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联给越南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52]其实，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苏方向中方递交了补充供应越南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方提出的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方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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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6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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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8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做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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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10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56]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1967年2月28日越南政府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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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12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3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方代表为通告发出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后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气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情绪。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58]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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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14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到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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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16 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59]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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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18 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向越南运送物资。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61]1967年4月，范文同向周恩来转达了苏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海运任务的建议：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中国开辟2个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方表示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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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20 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帮助河内抢运物资到越南南方，为以后北越统一南越的战争做准备，中苏双方在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问题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63]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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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22 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随着中苏边境斗争局势的日趋紧张，两国关系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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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24 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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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26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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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28 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65]月末，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表示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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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30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67]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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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32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68]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69]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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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34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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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36 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0]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1969年3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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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38 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71]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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