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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该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72]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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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因此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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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74]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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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国边防军战士在珍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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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75]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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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冲突苏联颁发的表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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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激烈战斗。17日，苏军再次出动坦克和步兵上岛，试图拖回被炸毁的坦克，在中方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走。三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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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议，3月2日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即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月7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3月2日冲突的情况。第三，发动示威，苏联领导人号召群众举行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活动。第四，向西方投诉，3月1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拜会西德总理，通报苏中边界武装冲突的情况。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在3月17日举行的华约成员国高峰会议上，苏联要求就谴责中国侵略苏联的问题达成协议，要求东欧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即派兵到发生冲突的苏中边境地区，用集体行动对付中国。第六，进行核威胁，3月15日晚，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说：“苏联的核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随后的几天，莫斯科电台的晚间节目都大谈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77]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接着，在6月5～17日召开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对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并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见，[78]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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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其中心意图是用这次事件做文章。其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79]《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则以《打倒新沙皇！》为题发表社论，将苏联领导集团与老沙皇画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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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毛泽东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80]毛泽东并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81]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认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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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83]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84]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它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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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战备教材（196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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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86]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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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与此同时，对苏方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回应，实际为毛泽东把文章做大准备时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联系，遭到中国接线员的拒绝。22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8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中方没有做出回应。4月11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15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14日中国政府告诉苏联政府：“我们是要答复你们的，请你们稍安毋躁。”直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做出回应，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88]其后，苏联方面再于7月26日提出举行苏中高级会谈的建议。[89]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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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苏联的请求长时间不予理睬，以及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的做法，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共领导人满腹疑团，不知中国的动机、目的究竟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共领导人忧心忡忡，因而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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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苏联加强了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月28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莫斯科还试图征得美国方面的认可，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美国方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90]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91]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苏中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出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300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寡不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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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93]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94]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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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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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95]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96]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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