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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刊物方面，已切嘱编辑人郑重登载，《大众知识》之红色封面已更换，编辑人员亦当改组。撰稿者拟改以各校法学院教授为主体，而将青年作品减少，确保此后不再有左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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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少与青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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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央方面，应多事联络，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拟一一与之识面，有疑难事，与之商量，一切工作，俱与公开；对中央之报告，每周发一次；中央对其工作如有意见，祈随时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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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顾颉刚的解释和拟定的改进意见，朱家骅表示满意，希望其实行第四项，令一切传言，不攻自破；严密注意第二项，“确遵主义，不涉其他思想，则接近青年，实属必要。青年为国家基干，导之于正，党国前途，得以利赖。中央所期望于学术界诸先进，关于此点，实较授与其他知识技能为尤切也。至与冀察当局往来，初非招谤之原因，要点只在误会左倾耳。弟与楚伧先生同感困难，亦在此点”。并要顾颉刚“有暇莅杭一谈”。此事的交涉清楚地显示，在对日准备及争取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的权衡考量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左倾争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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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青年普遍左倾，且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导入拥护中央的正轨来激发民族意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南辕北辙。顾颉刚的宣传鼓动工作短期内收效显著，重要原因正是顺应了左倾青年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进步倾向。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无法二者兼得时，宁可因噎废食。据说“此事经各方磋商，佥主暂时结束，由中央党部函达顾氏，停发工作经费”。这与朱家骅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前后决策如此反复，很可能是因为惊动了最高当局，由最高领袖作出与主其事者不同的决断，而后者只能奉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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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相当不满，于2月4日致函朱家骅，表示惋惜之外，请求补发积欠的工作经费。若党部不能即发，祈暂由中央研究院垫付。这一要求，让已经离开中研院的朱家骅多少有些难堪，他于2月6日复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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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作费事，前接中执会财务处来函，要求更换正式收据，已复请迳行接洽，届时正式收据送来时，即将中研院所出者注销。请即与王毅侯先生接洽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经费，楚伧先生既经允发，当可即寄。顷又致函催讯，请其早予拨给。前王毅侯先生言，当党部于归还垫款时，曾向伊声明，此款已停，故此时纵再嘱拨垫，恐伊亦未必照办也。总之，此事结果如是，殊为可惜，实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难，方寸至为不安，负兄实甚，殊觉无颜以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而已。北平各国立大学，年来主持正义，领导宣传，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奋斗，更属得力。惟燕京以环境特殊，致兄之处境，较梦麟、适之诸先生，困难尤甚，自属实情。为执事素抱热忱，且精力弥漫，夙夜匪懈，仍盼与教育界诸同仁同心协力，在共同主义之下，为中央继续努力，以应付华北之危局，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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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虽然终止，毕竟有违朱家骅的本意，因此，朱家骅与顾颉刚乃至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于西北西南各省，除继续编辑抗战读物、绘制抗战画册外，与全国文协合办通俗文艺讲习会两期，还组织了本社巡行工作团，演唱本社新词，并参加后方勤务政治部工作，担任伤兵民众宣传与教育工作等。然而，自迁到重庆后，因教育部补助数目过小，印刷困难，经费支绌，所有编成的抗战读物画册150余种，先后交由合作机关印行，运送到渝者寥寥。为此，1939年1月6日，该社研究部主任赵纪彬持顾颉刚函前往拜会朱家骅，以后者“扶植本社历有年所”而寻求支持，因朱家骅外出，未能见面。次日，该社又专函报告社务近况。朱家骅乃另行约期与赵会晤。[10]此后，在宣传和争取文教界方面，朱家骅对顾颉刚仍然有所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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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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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辗转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形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滞留在沦陷区的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已成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的文教界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广大青年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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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压力，将庚款用于展开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举办，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参与撰著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1]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平衡正常的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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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为此，“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特意前往南京进行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加以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2]《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表示要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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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开始运作，“北平盛传北平图书馆诸公皆与东方有撰稿之关系，议论纷纷”。对此，袁同礼深以为虑，询问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议“莫妙于分头一谈，以前不必说，以后不再作”。于是二人乃分别一一找相关各人访谈，“反转陈说，几至零涕，幸承诸位友人不弃，终于意见一致”。问及此事如何发生，则皆谓自王重民始，又多谓自王重民介绍，于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礼函劝王重民早日结束。北平学人参与日本方面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的不过是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学人参与，就大局看，是因为“坐失四省，不能无所感动，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标榜，故或以不作为是”。据说“当时有一位友人询陈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为可以公开，则作之；如不以为，则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个人看，王重民的学问、声闻，后来必有大进于实务学术之进步，“而贻人以此小口实，则万万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关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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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下水，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而这些都需要武力以外的文化手段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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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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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化的殖民统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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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6]兼具粉饰、宣传、安抚、欺骗等作用效应的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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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在恶劣环境下改变被动局面，国民党通过潜伏在北平的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出面，进行组织联络。1939年8月18日，国民党天津党部的王若僖（化名吴世仁）致电中央党部，转达北平市党部高挺秀关于平市党务文教青年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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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张重一诸教授前曾以友谊关系密切联络，协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将尊电转告沈先生后，工作关系愈益紧密。顷与沈先生协商，拟罗致辅仁、燕京、中法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学忠实教职员，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务，以推广工作。关于工作方针、工作用费及中央通信办法，祈指示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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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训练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员，与沈兼士、张怀、英千里等人商定，由辅仁大学以训练伪教士为名，收纳各中央机关反法团保送的学生40名，普通教育功课由该校教授担任，思想指导及技术训练由高挺秀担任，秘密实行，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各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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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滞留北平，与同事辅仁大学秘书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8]朱家骅指示平津党部协商呈核有关事宜。9月17日，王若僖电告结果，“沈兼士先生为网罗人才，增厚力量，平津应为一体，须密切联系，以利工作”。具体的初步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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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织：（一）定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二）干部委员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会设北平，津立分会。（三）内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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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纯正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预计半年内可发展至300名。（二）平津各办中心小学两处，中学一处，以收容教导各方救国工作同志之子弟为主要任务。（三）救济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机关坚贞不附逆之高级人员，以介绍工作为主，津贴为辅。（四）选派忠实同志参加伪教育机关，从事破坏扰乱工作。（五）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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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费用：（一）会务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临时救济费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中学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学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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