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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170287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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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170287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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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70287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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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170287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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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17028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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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中和月刊》解说 [:170287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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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后记 [:170288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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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名索引] [:170288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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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征引文献] [:170288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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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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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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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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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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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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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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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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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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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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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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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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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此言大体可以视为那一时期中日关系变化起伏的缩影，也是梁启超心中日本认识的警世箴言。有论者将清季新政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引发不少争议，不过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理解，或许可以透过表象，拿捏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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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于内政的认识肤浅，很难深入理解双边关系。不仅如此，内政并非应时的政策而已，尤其重要的是制度文物，后者可谓决定各国国性以及政府人民思维行为的根本所在，对此了解不深，则考察双方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千差万别的思维行事，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文章，甚至难免出现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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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与不少周边乃至并不相邻的其他政权存在不同于后来条约关系的特殊关系，历代王朝自认为天朝上国，将这些政权的辖治视为藩属。这种特殊关系，就是所谓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从藩属的角度看，包括朝和贡两部分。外国学者习惯性地沿袭这样的视角，将宗藩关系称为朝贡体制，也还将就。禹内学人不加辨析，在描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时，也使用朝贡体制的说法，仿佛置身外藩，就显得有几分怪异。据说理据之一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即使得到公认，也只能作为一定的准绳，归根结底，还要以事实为依据，绝非国际公认就无须验证。此事还显示出，近代中国研究一味寻求所谓国际视角，千方百计地与世界对话，本质上还是以西为尊的变相。其实国际公认并不等于公理，甚至不能成为尺度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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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从以中国为主导的宗藩体制转向近代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体制，今人不仅视为近代化的表现，而且用诸如此类后出外来的观念重新审视从前的观念行事。其实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逐渐有所调整改进，现在被普遍化或一般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但其基本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笼罩之下的现实，且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行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如果对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缺乏认识，或是用后来的观念加以解读，就很难领悟其中的道理以及建立在不同文物制度和观念形态之上的思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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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与欧美列强打交道，尽可能遵行国际法的准则，颇能赢得列强的好感，而在与东亚各国交涉时，则往往恃力逞强，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行事方式，为日本侵略邻国营造出必要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自有一套通行已久的行事规则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完全接受适应所谓国际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当中国人努力学习用国际法对待日本之时，却每每遭遇了强权，而不见了公理。据说李鸿章幕下就有好几位精通国际法的官员，与日本谈判之际，令后者大为头痛，无法应对，只好索性抛开国际法的外衣，转而赤裸裸地倚仗武力强势。今日日本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形象反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再现。日本式逻辑的荒谬，直到战后审判战犯之际，才让欧美各国有所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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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教授（C.G. Seligman）午餐时谈及中日两国人的区别，胡适认为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而塞利格曼夫人则提示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在胡适看来，“其实日本有好处，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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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答案，其实并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反差明显的情形仍然不难见到。进一步深究，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所以战前日本国会曾经决议不准中国人自称中华，将中国人的所有对日批评都视为反日宣传而加以禁止，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舆论，惩办发表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报刊和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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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维逻辑，使得战后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即使承认战争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也不过是由一些坏的日本人造成，与己无关，更加不是大和民族的原罪。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虽然进入政体看似先进的共和时代，可是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度始终不高，导致内部纷争不断，使得日本有机可乘，甚至借口中国人不能自治，改变以援助实现间接控制的方式，企图强行取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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