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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大学石川祯浩副教授的《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中心的探讨》，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风格与会议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首先注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地理学著述，同时在其史学论著中也明显出现把地理环境视为解释历史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倾向，认为文明的起源、文化程度的发达、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区别、思想学术的特色等，均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显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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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启超的上述著述思想，并非其本人的发明，他的《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日本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教科书的翻译和改编，《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则以志贺重昂的《地理学》（东京专门学校教科书）为蓝本。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地理环境解释古代中国南北学术差异，也很可能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教科书及各种杂志文章的影响。至于日本流行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 Buckle）的著作《英国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有关地理学的部分实为《英国文明史》的节译，志贺重昂《地理学》也受巴克尔的影响。巴氏在日本的影响虽然到19世纪末表面上衰退，实际上所宣扬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离开其名字，作为一般公理在知识界扎根，因而引用者大都不必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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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日本人改编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找到一个能够解释整个人类史的综合视角，用于多个方面，这不但给以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通道，而且给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外知识界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思考方法。李大钊等人就曾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唯物史观。因此，尽管现在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学术定位都不高，但在19世纪末，这一理论却对东西两洋产生普遍影响。而梁启超的观念作为地理学有失偏颇，在近代中外思想交流史上却有筚路蓝缕之功。石川祯浩曾撰文论述李大钊通过日人著述接受马列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相信这篇新作也将反响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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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法国的巴斯蒂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京都梁启超研究班的共同举办人，所提交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德国特色：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是她于1996年11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期间所作学术报告的修改版，这篇报告已经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题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作者通过追寻梁启超刊于《清议报》的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的底本，不仅纠正了以往误认为依据加藤弘之所译伯氏《国法凡论》的陈说，指出是节译伯氏的一本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而且进一步证实梁启超实际上是抄袭了吾妻兵治的汉译本《国家学》，只做了一些文字润色，并探讨了梁启超对译本取舍的原因以及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对其国家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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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蒂教授的研究，看似具体而微，却往往关乎重大历史问题。正如该文所论，这种源于德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对中国后来的政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般比较思想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凿空逞臆通病，而巴斯蒂教授式的以实证虚所导致的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决非自以为是的天马行空式遐想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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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路径可使许多令人困惑的重大难题迎刃而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朋园研究员是著名的梁启超研究专家，他虽已退休，而且研究方向有所转换，仍然能在这方面敏锐地捕捉到关键问题。其论文《梁启超的精英主义与议会政治》，将梁启超1905年前后的思想做一比较，指出其前此一直强调普遍开民智，以此为实行议会政治的必备先决条件，而从1905年起，他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上、中、下三层，而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因而不再疑虑人民程度不足，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认识这一转折的现象也许并不困难，关键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作者发现梁启超的社会结构层次图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精英结构层次图十分相近，而后者是20世纪初年引起精英主义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帕氏于1903年在巴黎发表《社会体系论》（Les Systemes Socialistes），认为每一社会结构中都由精英分子带动发展其所属的社会，而将精英区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部分。其非统治精英相当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在梁启超与帕累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梁氏很可能通过日本而接受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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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张朋园先生希望巴斯蒂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设法进一步研究解决余下的问题，即找到日本译介帕累托思想并由中国人转手引进的史实。此事的确至关重要，因为从1903年起，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者的报刊上开始普遍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并迅速传播到国内的学生和新知识界，成为政治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1900年以前，中国民众与新知识界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等社会则与民众结合，成为社会引导和准的，展开抵抗甚至反对已腐的上层社会的救国自救运动。以笔者陋见，在这一时期的数百种报刊中，迄未发现1902年以前有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文字，因而对此后突如其来的自觉颇感困惑。如果张朋园先生的推测不错，日本在传递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有所改造。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已着先鞭，起而仿效的梁启超即便不是从与之对立的留日学界刊物上间接受益，至少也受到潮流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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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运用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源于欧洲的概念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动，多少有削足适履之嫌。季家珍教授在关于《时报》的著作中，对此提出异议，并依据史料，主张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还分析了二者内涵的差别。如果进一步具体证实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并顾及接受过程中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意识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更上层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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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除了展现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还在于提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路向。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各种人事，均关乎中外联系，不能见到并且贯通中外史料，许多领域的研究只好束之高阁。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尽管一直强调西学的重要，但深入具体层面却往往困难重重。与会学者中，不仅巴斯蒂教授通晓德、英、日、中等数种文字，其他代表包括评论员，也多掌握两三种以上的外语。这就为探讨几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追根溯源时奠定基础。而这类方法，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正是比较研究的正宗。对于研究者而言，这虽然意味着智慧与毅力的考验，却是今后研究应当遵循的路径。如果在资料建设方面能够以组织力量弥补个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相信有充分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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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物是梁启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启超确是许多方面的开山，但其显赫地位也不免有后来因素的作用，与创始之际的情形不尽相同。尤其是相对于那些当时地位相近，而后来差别悬殊的同时代人物而言。早在1900年，留学生就反驳张之洞指其宣传自由、平等、民权为康梁之唾余，认为将“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理新学，“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5]1903年后，留日学生又屡屡揭露梁启超抄袭日本人士的著述。对于他们，接受西方理论不必经过梁启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很可能还走在梁启超的前面，上述精英理论即为显著一例。只是梁启超声名显赫，影响广泛，而后人又未予深究，致使附加于梁启超身上的光彩夺目，抹杀了众多无名者的贡献。梁启超虽然是近代思想界的先驱，但不等于说所有的中国人均须通过他才能接受各种西方思想。即使在具体领域，处于历史现场的梁启超也只是先驱者群体中较为出类拔萃的一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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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时代，政治考虑优先于学术文化建设，他本人又往往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因而其先驱作用更多地体现于思想领域。至于学术方面，虽然其入手较早，后来者如果在严格的学术层面学习西学，也不一定必须经过梁启超的野狐禅，才能得成正果。对于这些人，任公多半是批评借鉴的目标，而非学习的对象。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即其一例。近人言佛，仍如陈寅恪先生关于古代之的论，大致分为两派，一为以外书比附内典，格义附会，一为以合本子注法深究源流。前者巧而偏，后者拙而正，但取巧易而守拙难，因而取舍之间，自然分出众寡。梁启超生平谈佛，均为附会，晚年才从钢和泰处明白专凭译本治佛学的危险。从思想史角度立论，固然可见影响，但论及学术，则不能不考虑佛教界的态度。梁启超从流亡之初，便与日本僧人有所交往，并讨论过佛教救国之事，以后一直保持联系。但影响其佛学思想的日本痕迹，主要来自思想学术界，则其更多的是将佛学视为思想哲学，而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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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先驱者的浅与偏可以给予了解同情，却不应忽视由于缺乏深厚学术基础所导致的思想的浮与邪带给近代中国的深远危害，或以思想的影响掩饰学术的偏差。在西学压倒中学的时代，不能分别源流脉络地随意拿来，恰如日暮时盲人骑瞎马而行险道。学术的深厚为健全民族的精神头脑所必需，也是改变思想浅薄的先决条件。如果照近代人的说法兵战不如学战，则以智取胜的法则决定了脑力不全者在竞逐中难以占取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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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人物为对象，有利于深入研究，但必须先识大体，否则对具体人事难以辨择。梁启超学习西方虽然经由日本，其依托仍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他对“生计”、“经济”二词的取舍，相当典型地显示出这一分别。梁启超的人文地理学观念，当然主要取自日本，但中国固有学术也颇讲究史地关系，尤其是地势对人情学风的影响。纯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则中国固有学术自然不能容纳而被抹杀。既然梁启超的思想渊源含有禹内的一面，学者的眼光自应顾及，否则，很容易放大日本的影响，而忽略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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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黄克武副研究员的《梁启超与康德》，即关注到这一方面。他比较梁启超撰写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及其依据的底本即中江兆民所译《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lee，Histroire de la Philosophie，1879），指出梁启超的译介在文字和思想层面都具有高度选择性；除了介绍康德思想，也将康德的想法与本土观念相会通，并作一定位；梁启超对康德既有误会，也有保留；其笔下的康德混杂着西洋、日本和中国的各种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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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文化的交流影响，最难还不在征实，而在证虚。同一概念，欧洲、日本、中国之间存在观念差异。而且概念越是宽泛，内涵就越模糊，界定就越困难。况且，概念总是自事实后出，因而绝不可能涵盖所有事实。公私观的讨论，历来为外国学者所重视，即因为差异明显。即使如此，要严格确定具体的公私观，仍然绝非轻而易举。中国历代公私观几经变化，近代更加上外部影响，使用相同一套词汇者，其理解未必尽相一致。如先秦诸侯割据，公为天下即文化，私为诸侯即政权，这与近代西方的观念不难沟通，却并非吻合。国人在接受外来概念时，有意无意会留存固有意识，而使其心目中的概念变形移位。至于国家、国民之类的概念，更难免各自的文化烙印。如能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语境解析语义，则通过传播与变异的现象，或能显示精神文化的高深层面，从而将对各种文化异同的认识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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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对异文化的体认不易深入堂奥，这样的研究很难独力完成，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如果此次研讨会成为新的起点，意义或许更为重大。由此而论，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和圣巴巴拉校的研讨会虽已闭幕，其工作却无异为后来者开辟了一大片有待于艰辛探索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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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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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1940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到1945年第6卷第4期停刊，持续了五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了64期（合刊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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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由瞿宣颖（1894—1973）主编。瞿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兑之，与名并行，别名益锴，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他出身世家，父亲瞿鸿禨清光绪末年官至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兑之是湖南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文习王闿运，学效王先谦，画学尹金阳。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北伐后历任内政部秘书，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复名北京，瞿兑之担任伪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古学院常务理事、伪北京大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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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社设有编辑部，地点在北京府右街运料门内翠华轩，后来改到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新民印书馆编辑课。现有的文献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都没有谈到《中和月刊》的编辑成员，全部刊务似由瞿兑之独力承担。尽管近代报刊史上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的事并非个别，《中和月刊》的办理却不是如此简单。其时瞿兑之担任伪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和》由他主编，可以该馆的人力物力为支持，因而能够长期按时出刊。《中和》的征稿简章声明来稿请寄编辑部，勿寄编者个人，说明有专人负责处理。1943年9月25日，北京伪组织的新闻协会召集北京的22家杂志社人员举行共同座谈会，代表《中和月刊》出席的是陈启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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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大抵仿《逸经》的形式，为文史类杂志，间有时事。栏目设置简略，只有专载、时事荟记、书林偶拾等项，而且主体部分不分栏目。内容包括中日历史文化的史料、考证、论述，日本社会文化介绍，旧体诗文，小说笔记，掌故旧闻，以及近世以来士人学者的传记年谱等。自始至终，编排形式少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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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世、经历、师承的关系，瞿兑之交游广泛，结识众多京华学人，使得《中和》的稿源格外充裕。作者主要有周作人、王揖唐、瞿兑之、徐一士、金惠生、郭则沄、陈慎言、孙作云、向耕、谢国桢（谢刚主）、谢兴尧（五知）、傅增湘（藏园）、孙海波（海波）、黄宾虹（予向）、傅芸子（芸子）、钱稻孙、柯昌泗、梁绳袆、曹家儒、程树德、罗继祖、林同甫、朱启钤、刘厚泽、莫东寅等，署名既有本名，也有别号或室名。还刊登过内藤湖南、驹井和爱、水野梅晓等日本学人的文章或译文。创刊之初，每期篇幅达到170—180页，印行1千册，在北京和天津、山西、汉口等地设有代售处，据说颇受欢迎，订购零售之外，每年还出版合订本。从第3卷起，篇幅有所削减。1944年以后，随着战争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和》的情况渐趋窘迫，篇幅内容较前大幅度减少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左右，直至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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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征稿简章》声称：“以研究学术，灌输知识，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可是有了伪组织的背景，便不可能那样单纯。《中和》的发刊词主张本民族的自讼与自救，鉴古知今，似有种种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但是后面的反对西方列强和纪念日本纪元，还是显露出了屈从的身形。《中和》由日伪控制的新民印书馆印刷发行，该印书馆是日本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于北京成立的出版社，旨在向占领地学校供应含有他所信奉的大亚细亚主义内容的教科书，实施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总经理是曹汝霖。后期《中和》的编辑部实际上与新民印书馆的编辑课合二为一。这些牵连，都预设了《中和》即使不能直接配合日本的军事占领，至少也不会与之相反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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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类文史刊物的出版，背后的确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中和》的编者一再声称是仓猝发刊，与此不无关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讼，只能在日本占领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内。据说周作人最终下水瞿兑之曾做说客，果真如此，则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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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当是《中和》一类的刊物在后来一度被忽略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殊背景，《中和》之类的刊物，反而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具体包括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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